曹操的经历就很具代表性，他给我们揭示了两大秘密：权臣为什么会夺位？权臣夺位的条件是什么？这两大秘密就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告诉我们宋朝以后“权臣篡位”现象消失的原因。
在打败袁绍统一北方之后，曹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孙权和刘备为首两大割据势力，给他扣了一顶大帽子——托名汉相，实为汉贼！
其实不光是敌对阵营，即便曹营内部也出现了思想波动。有人揣摩曹操有取汉而代之的念头，便提出“加九锡”的议题，比如董昭；也有人维护汉统，与曹操产生了裂痕，比如荀彧。
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写下了著名的《述志令》。
在这篇文章中，曹操阐述了个人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其宗旨可以用一句大白话概括：俺老曹的毕生所愿就是匡扶汉室，还天下一个朗朗世界，俺不是汉贼，俺没有野心。
他说，俺年轻的时候有点小自卑，因为出身问题总担心被人笑话，所以将人生的最高目标定为“郡守”，能够造福一方，获得天下名士的认可就心满意足了。
后来呢，一不小心当了都尉、典军校尉，于是便想建功立业，希望能出任镇西将军，以功封侯，将来我的墓碑上能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俺就含笑九泉了。
再后来，董卓作乱、黄巾军泛滥，俺跟他们掐架，又一不小心把自己练成了大军阀，还干掉了袁家兄弟、刘表、公孙瓒等人。
如今天下三分，俺的志向是当周公，替大汉扫平宇内，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所以，老少爷们，俺真的不是汉贼呀。
曹操的这篇文章写得极有气势，也迷惑了很多人，但我认为这是一篇“洗地文”。
曹操真的是大汉忠臣吗？扯淡，他要是忠臣为何要虐杀董贵人、伏皇后、皇子？他要是忠臣又为何要把汉献帝欺负得跟孙子似的？
当年汉献帝曾经愤愤不平地对曹操说：“你要是真心匡扶汉室，就还政于我，你要是想做天子，那就杀了我。”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曹操残害，汉献帝只能对大臣们哭诉：“天下有这么对待皇帝的吗？”
所以，《述志令》就是一篇言不由衷的洗地文，但它却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即权臣为何很难逃脱对皇位的觊觎？
简单来说，权臣夺位是个人的欲望膨胀，和外部势力的利益捆绑推动，这两股力量的“双轮驱动”下的结果。
人天生就是被欲望驱使的动物，尤其是对权力，没几个人能做到“拿得起放得下”。尤其是对身处高位的权臣，基本上都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这里既有权臣个人的物欲原因，也与他的理想和抱负有关。比如曹操，他要是还政于汉献帝，统一天下的决策听汉献帝还是听他的？如果听汉献帝的，万一跑偏了草草岂不是只能扼腕痛惜、顿足捶胸？
再比如王莽，他如果不通过改朝换代清洗掉旧势力，土地兼并和奴隶激增等问题怎么解决？
权臣的这个内动力可谓鱼龙混杂，不是用好坏简单评述，正是这种复杂性，必然造成一个结果：但凡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一定会更珍惜权力。
权臣是个体，但权臣的权力基础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没有拥护势力就不存在所谓“权臣”。当然，这个庞大的拥护势力也绝不是凭空得来的，权臣必须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
也就是说，权臣与拥护势力之间是一种利益深度绑定的关系，这就注定权臣的施政方针必然受到拥护势力的影响，甚至掣肘。
我们还是以王莽为例，当初王莽集团内部有两种声音，一种主张王莽当“周公”，在大汉的旗帜下改革，另一种则认为大汉没救了，主张王莽“代汉”，重建天下秩序。
后来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代汉派”占了上风，王莽因此被推上了皇位。
可见，所谓“篡”绝非权臣的个人意愿，外部的驱使力量远比内动力要强大得多，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光有“双轮驱动”，权臣夺位的动力还远远不够，一个王朝的政治模式决定了权臣的“马力”。
曹操就是典型的“动力不足”，因为他所依赖的仅仅是持相同政见的“个体”，而他面对的敌人却是“豪门集团”。
曹操掌权后，提出“唯才是举”，他甚至认为，只要有才能，哪怕品行有欠缺也可以用。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对维持了四百年的两汉“察举制”的一次彻底否定。
“察举制”是既“世卿世禄制”后，更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很可惜，到了汉末，这种制度沦落为豪门集团的内部游戏，出身低微的人根本得不到“察举制”的阳光普照。
人才选拔的不公，势必导致受益群体的堕落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曹操的“唯才是举”无疑是在豪门集团的心脏里捅了一把刀，包括荀氏、陈氏、司马师、孔氏等家族，必然与曹操走向对立面。
曹操没能穿上龙袍，根源就在这里，不是他不想，而是强大的豪门集团将他拦在了龙椅下。
曹丕能上位，就是因为抛弃了“唯才是举”，取而代之的是陈群的“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从法律上承认了豪门集团的特权，于是豪门集团鼓掌将曹丕送上了龙椅。
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隋朝，随着科举制的诞生，豪门集团逐渐失去了“拼爹”的资本。但唐朝在打击豪门和推行庶族政治上出现反复，唐玄宗时期又回到了豪门政治的时代。
因此，权臣要想夺位，必须要获得豪门集团的加持。
如果我们将朝政大权做一个划分，可以划为皇权和相权两大类，两大权力机构相互支撑又相互掣肘。当皇权远胜于相权时，就叫“皇权独裁”，当相权压过皇权时，就叫“权臣当道”。
以五代十国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大体上可以归为豪门政治时代，在此之后，中国进入庶族政治时代，而五代十国就是豪门政治的粉碎机。
科举制虽然从隋朝就已经开始，但它仅作为选拔制度的一类，豪门集团凭借门第优势，在读书、做官、荫封，以及集团内部的利益交换方面，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而宋朝的科举几乎是人才选拔的唯一标准，从而斩断了豪门集团“拼爹”的根子。
自宋朝开始，读书人不分职业、无论出身，都可以报名参与科举。同时，随着儒学的传播，家学、门学的藩篱也被拆除，各种官办和民办的学校蓬勃发展，再加上宋朝给予文人士大夫的超高待遇，促使科举制度迅速完善。
由此，庶族阶级迅速崛起，成为政治主流。而庶族阶级的政治遗产是没法留给下一代的，这就从根子上铲除了豪门滋生的土壤，“富不过三代”成了常态。
另外，唐宋的宰相制度分化了相权，让外朝失去了一个能够长期霸占相权的基础。这个结果造成相权逐步“空心化”，宰相们的相互争斗，又让他们失去了代表外朝权力的可能性，更无力对抗皇权。
宋朝重文轻武，将武将的权力压缩在军事执行层面，且要受到种种限制，彻底铲除了武将掌权的可能性。
总之一句话，自宋朝开始，相权巨头没了，宰相们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行事，而皇帝则成了唯一的巨头。
个别能踩倒同僚的小巨头们，也无法获得庞大的势力拥护，能不被别人踩、不被皇帝踢就算烧高香了，想染指皇权？做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