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君主求治心切、急功近利，于是屡屡失策，这就进一步加剧内部党争，导致士习败坏。
士大夫多热衷争名逐利，不念江山社稷与百姓安危，使民生日益困苦。而政府的严刑重敛又屡增不减，加剧社会矛盾，农民起义与外敌威胁交织，整个朝廷已是危机四伏。
一、明末社会危机的认识
1、财病于无制
明末财政困难加重了社会危机，需要政府及时采取对策。然而明政府的一些财政制度随着时间演变，却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刘宗周看到了明朝财政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认为朝廷理财无制，伤财又害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明末为应付内忧外患，军费开支浩繁，同时宫廷各项花销巨大。刘宗周对崇祯时期的花销情况做了一些描述：“城台、城墙、城垜、天坛诸兴作，衡以标本次第，孰非事在可已者？又如军需七项、四项，岁造各不下万计。”
国库已经日渐枯竭，帑藏日沦于虚耗。
其次，宗室开支不断增加。明朝初年规定宗藩享受禄米，例如“今国初定制，亲王禄万石，亦略可仿古百里君田所入之数。
后或限八千石、六千石。而成化中减例，支万石者实折二千石，石折银一两”。
后来朝廷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削减宗藩的禄米数量。然而，由于时间推移，宗室人口大量增加，给国家财政造成非常沉重的负担。很多宗室成员兼并土地、广置田产，占用大量国家资源。刘宗周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对国家财富的过度耗费。
于是就出现了上多取而无艺，下兼并而不均，生民困久的现象。地方官吏将种种名目造成的开销都转嫁到农民身上，以各种形式压榨百姓。
明朝的税收定额制度包括田赋、劳役、基本物品征派等，没有足够弹性的税收给民众造成沉重经济负担，而地方官员俸禄过低、国家经济困难，不利于地方官员组织地方生产、发展经济，导致明朝的进一步财政枯竭。
很多官员为维持个人开销，纷纷对民众进行残酷的掠夺压榨，加剧国家财政危机。
2、正常税收和财政体系无法满足政府应付危机的需要
明末时局动荡，正常税收和财政体系无法满足政府应付危机的需要，于是明思宗不得不加派赋税，地方政府也以各种名目进行加派。
刘宗周认为明思宗自即位以来，由于财政危机加深、军费开支庞大，不断采用一系列加派政策，给整个朝廷的百姓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
一些地方官吏为迎合君主而重敛小民，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攒及来年之预征者”的现象。
如果正项不足，就继续增加杂派；如果科罚不足，就不断加征火耗；又三四年并征，对民间的水旱灾伤问题不管不顾。
除了让民众困苦不已的三饷加派，还有火耗、乡会协济等名目。这些名目征派力图满足朝廷的财政支出和日常开销的需要，却仍然没有真正解决朝廷在理财方面审核效率低下的弊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明朝财政困难的问题。
对于赎锾透支问题，刘宗周通过调查大兴一县，发现前任倪、卓两按院，透支共有五六百金，当地官员查抄钱粮的做法，严重扰乱民众日常生活。
刘宗周认为，对于一些县，最为繁重的，就是乡、会两场协济。他对一些地方的乡、会协济进行考察，发现万历十九年间，乡场协济额设七百余金，现在却增至一千八百金，会场协济额设九百余金，现在却增至一千七百金。至于乡会武场，也是这样的情况。常常出现地方政府每年入不敷出，官员束手无措。
二、经济危机与官僚阶层的合谋与腐败
1、明代赋役制度的演变
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初期，开国君主慑于社会动乱的威胁，往往会推行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降低君主和官僚机构对人民的税收，力图缓和社会紧张情绪。
虽然还有一些别的附加和徭役，只要能够加以贯彻，这样的税率应该说是很低的。
但经过几代的变迁，每个王朝无一例外都陷入一种危机状态：官方制定的公开税率得不到执行，官僚阶层不断加深对农民的剥削，农民的实际负担远远大于其合理承受力。
作为君主财产保护者的军队战斗力也日趋下降，王朝不得不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数量优势弥补军队质量的恶化，这反倒加深王朝的财政危机。
1368 年，经过惨烈的元末农民起义战争，在群雄中最终脱颖而出的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出身贫寒，深知农民反抗威力的朱元璋，为确保其江山永固，力图实行一套轻徭薄赋的政策，缓解农民的反抗。
其赋役制度的核心在于清理天下田土，建立以鱼鳞图册为核心的田地登记制度和以黄册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并根据鱼鳞图册和黄册来编派田赋和徭役。
在实施机制上，在县级以上由政府官僚和其胥吏人员来执行，在农村以签派当地大户出任里甲长和粮长来实施赋役的征收。
在派征比例上，初始所定税率是相当低的。在徭役方面，明朝的徭役主要分为四类：里甲、均徭、驿传和民壮。
根据明政府的规定，签派徭役要根据黄册的上中下户等来分别点差，十年编审一次。田多丁多的人户要承担较重的负担，实际上是一种累进税制。
除此以外，明朝农民还要承担其他一些杂派、盐课、上供物料等负担。但同田赋一样，初期的法定设置负担也并不沉重。如果这些规定能得到切实地实施，普通民众将能维持温饱的生活。
2、赋役制度的破坏与财政下滑
贵族、官僚、豪绅利用特权，强行兼并土地，使国家税源减少，农民失去生活资料来源，被迫流亡。
如曾任首辅的徐阶，其家族在其故乡华亭大量兼并土地。在土地田亩方面，有财有势的地主通过串通征税人员，更改黄册，采用所谓飞洒、诡寄、花分等手段，将土地登记在别人名下，规避税粮负担，而一些贫困农民为逃避沉重的赋税，主动将自己的土地“投献”给享有优免特权的绅衿豪宦，这样可减轻部分负担。
另一方面是一些应服徭役的人丁，为躲避徭役，被迫投靠势豪户下，成为豪门的家丁、义男，使黄册登记的编户人丁日益减少。政府控制的土地和人丁减少，但税收和徭役并未减少，这些负担又加到剩下的贫民头上，形成恶性循环。
明政府为取得官僚士绅的支持，给他们大量免除赋役的特权。明初只免其杂泛差役，后来发展到完全不交赋，不应役。政府虽然对此不得不予以默认，但又限制其数量，更不许优免旁族。
但官绅相互勾结，不仅免除本户的全部赋税差役，还广纳依附投靠，庇护其族人免除赋役。由于赋役额不变，大量的优免加重剩余农民的负担。
三、王朝后半生命周期的覆灭与启示
1、兴亡更替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失败的，而清代的一条鞭法改革是成功的，原因在于清代清除了反对改革的保守集团，保证了改革的连续性。实行一条鞭法的目的在于其能得到维持，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
就清代而言，一条鞭法在清代中后期根本就没有得到切实执行，鞭外加派的现象照样出现，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就是清代一条鞭法得不到执行的结果。
清代前期能够维持低税负在于其官僚集团的合谋尚未达到官逼民反的地步，明代的一条鞭法改革是在王朝官僚组织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的情况下实行的，自然不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
其实，在明王朝前期，朱元璋的税收制度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效率，农民的负担和官僚组织的廉洁还在人们可接受的程度。如果要对比，清代一条鞭法未必比朱元璋税法更有效率。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一个王朝实行什么税法并不重要，官方、尤其是中央的税率不可能定得很高，如能得到切实执行，王朝也不会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衰落
问题的关键在于拥有无限权力的科层官僚系统下的官僚道德风险问题，历代变法之所以失败就是未能解决官僚的激励和上下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所有改革最终归于失败。
2、小农经济下农业税是税收的主体
任何时候，地方官员都拥有较中央政府更多的信息，他们更明白地方政府开支信息。
给定中央政府限定地方官员的预算收入，意味着中央政府承担了这样的职责：他们已经了解地方财政开支，他们比地方官员更了解地方财政应如何收支，为此他们应承担地方政府所需要的财政支出。
从来当中央政府推行并税式改革并限制地方官员的权力时，他们便为自己套上枷锁。给定地方官员拥有信息上的技术优势，他们可以随时向中央政府报告财政收入不足，不能应付某项行政任务的财政开支。
这时，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审查这样的报告是否确实因为收入不足，还是地方官员的道德风险而提供的虚假报告，更常见的是在一项报告中这两项因素并存，从而无法分离。
给定中央政府无法鉴别，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承担地方官员所需要的财政支出，要么允许地方官员自行增税。
否则，地方官员可以报告，行政任务无法完成，这是中央政府无法接受的机会成本官僚组织中信息不对称是历代王朝腐败的根源，同时又是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表明中央政府在信息收集能力方面的缺陷，在财政方面也同样如此。
中央政府不可能确定地方政府的开支，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地不允许地方政府增税，从而被迫再次让渡税收自由处置权，让地方政府自行确定预算。
在古代改革失败是因为在小农经济下农业税是税收的主体，没有增量改革的可能性。
结语：
君主作为委托人，雇佣一群代理人即官僚代为征税。由于地域广大和管理交易成本的缘故，这个官僚制度采用科层制度。
由于作为委托人的君主和作为代理人的官僚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官僚的行为就有道德风险。在监督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这种道德风险表现在官僚之间会进行合谋：对上隐瞒信息，对农民则在正税外加派，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这种合谋经过演进和重复，最后演变为官僚组织中的潜规则，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真正制度。
变法失败后，官僚集团对农民的剥削就会沿着涸泽而渔的道路继续深化，最后由随机暴力冲击触发反抗王朝统治的暴力链式反应，造成王朝更迭。
参考文献：
《明实录》《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