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制是唐代中后期出现的兵农分离的军事制度，士兵的招募不再像以前那样看重地位和身份，而是更加注重个人素质。士兵作为职业兵，也就脱离了农民的身份。
一、募兵制的产生的背景
（一）、军功的激励作用
唐代也沿袭了南北朝的军功勋赏制度，凡是有军功的，便被授予勋官一职。对唐初的百姓而言，可以被授予军功勋赏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所以很多人积极报名参军，希望在军队里实现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
（二）、封赏并无严格执行
唐初，唐廷很好地履行了兵募军功授勋的承诺，底层百姓出身的兵募可以通过战争青云直上，彻底改变命运，这也给当时的百姓带来很大的激励作用。但是后来唐廷并没有及时授勋，这些兵募的待遇与普通百姓没有分别。
唐廷执行勋赏无力，使得有功难赏，百姓投募的积极性自然降低，那么愿意参军的人数就减少了，为了补充兵源，朝廷只能强制征兵。兵募的自愿征发逐渐变成了强制征发。
（三）、政治上的腐败
由于兵募的选取原则遭到破坏，兵募的强制征发，兵募逃亡渐多的问题都是自高宗时期开始出现，这与高宗时期的政治腐败有很大关系。不同政治势力间的倾轧严重，冗官现象严重，再加上朝廷广建宫殿，劳民伤财，致使前线将士缺衣少粮。
政治上的腐败，冗官问题严重，许多官员尸位素餐，导致政令下达缓慢，严重影响国家的军事实力。并且此时的军队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朝廷不得不进行一场彻底的军事变革，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于是便有了开元二十五年的变革。
（四）、唐代社会风气的变化
唐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唐初社会，尚武风气非常明显，人们积极投身军队，兵源问题几乎不存在。但是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发展，社会风气渐渐向重文转变，文人的地位愈来愈高。，所以整个唐代的社会风气也就向重文转变，这种重文风气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开来。
在老百姓看来，国家说的授勋只是画饼充饥，而且辛苦参军后和普通人没有区别。不仅社会地位没有提高，甚至还有可能牺牲在战场上，这就使得许多人并不积极应征入伍。
二、募兵制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自愿征发转变为强制征发
大致以高宗显庆五年为界，之前的一段时期兵募选取原则以自愿征发为主，之后兵募的选取原则变成了强制征发。伴随着选取原则的变化，兵募由自愿征发转变成了强制征发，兵募参军不再具有自由性。
（二）、不定期差替转变为定期差替
兵募的不定期差替兵募不是国家常备兵，不像府兵根据番役的远近规定了相应的番役天数。唐初，兵募无论出征还是戍镇，每次为期多长时间，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是由皇帝诏敕临时决定。
但是这种不定时的兵募对国家军队的战斗力有很大的影响，已经出现兵募因戍期过长引发战斗力下降、兵募逃亡的现象。中宗即位时，在即位赦文上才提出了解决措施，原因是这个问题由于年岁累计已经发展到不得不重视的地步了。
开元五年正月的诏书终于下令，对相应地区的驻扎军队的戍期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至此，唐代确定了镇兵差替的年限，兵募由不定期差替转变成定期差替。
（三）、兵募转变为长征健儿
兵募实行定期差替后，之前因戍期过长导致的种种问题理应得到了解决，但实际情形远非如此。虽然诏书中这样规定，但具体到各个地方，并没有完全执行，兵募抑留的现象依然存在。边疆军镇仍然存在镇戍期限到了并不放还，大量遗留兵募的情况，所以唐廷不得不颁布正式的诏文去敦促解决这个问题。
开元二十五年，唐廷下诏由长征健儿充当边疆镇兵，代替以往的兵募，当年定额的兵防健儿便招募完成。这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以国家强制力做保障，不再是先前的小修小补，而是实质性的变革，各个军镇再也不能抓住漏洞，因循应付。
唐代在继府兵变革为彍骑后，又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军事变革，即长征健儿取代兵募。这一军事变革，彻底解决了镇兵长期戍边带来的逃亡等问题，从此镇兵的戍守年限固定下来；另外一个大的变化是，唐代的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役制完全转变为兵农分离的募兵制，自愿应募再次代替了强制征发，雇佣兵代替了义务兵。这些都顺应了历史趋势，代表着一种历史进步。
三、兵募变革的影响
（一）对唐代军事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士兵的选取原则发生了彻底变化，唐代的选兵标准由原来的注重身份、财富、地位转变为注重能力，注重身体素质，军队的整体素质因此提高。
兵制未改革前，士兵的身份是身兼数职，不仅是士兵，还可能是农民、手工业者等，许多人还有许多杂役需要完成。士兵由义务兵变为职业兵后，士兵没有再出现乱服杂役的情况。同时，之前军队兵和将相互不识的弊端也得到了改变，士兵不需来回轮替，将领也不用频繁调换，这就保证了军事训练的专业化和持续化。自此，士兵的士气高涨，军事素质提高，战斗力增强。
唐代前期，国家每年都会征发大量的兵募前去戍镇，严重耗损了社会劳动力，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士兵变为职业兵后，长期固守一端，镇守一处。国家不需要征发大量兵募前去戍边，大量的社会劳动力不用经历兵役轮替之苦。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社会安定。
（二）、导致藩镇割据加剧
兵制转变后，国家赋予了节度使军事统领、财政支配、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节度使的势力开始壮大起来。在北部重要地方，出现了一个将领节度两到三个镇的情形，如安禄山同时担任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也成为了国家动乱的不稳定因素。一旦这些节度使的势力大到无法节制，便会发动叛乱，对抗。
开元二十六年，唐朝实行募兵制后，不再派遣统一征发的兵募到各个军镇，而是让各个军镇在当地招募长征健儿充任。各个军镇的节度使实际上掌管了征兵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往往多征镇兵。
即使朝廷令军镇裁兵，节度使也往往表面应付，暗地却用自家的私钱供养裁减士兵。安禄山势力的壮大便是通过这种形式，安史之乱后各藩镇势力的崛起也是通过这种形式。
节度使既专征兵权，又专财赋权，实力强大后自然不听从号令，于是逐渐形成藩镇割据局面。这种局面又因藩镇钱和兵的增多，变得愈加严重，难以控制，而这一切首先源于兵制的转变。
（三）、士兵对经济利益的看重
兵募转变为长征健儿后，意味着唐代的兵制由义务征发制转变为募兵制，原先那种当兵重身份、重勋赏的情形渐渐改变了，士兵更加注重经济利益。
兵制变化后，士兵由义务兵转变为职业兵，兵农自此分离，士兵完全依仗兵饷来生活。这个时期，国家允许家属随军，朝廷会给予随军家属一些田宅。但全家的生计主要依靠兵健在军中的粮饷、赏赐、衣赐等。
若兵健罢兵归农，便会因无田无地，疏于农桑，无以生存，对于全家而言也是如此。故不仅兵健本人终身以当兵为职业，子孙也把当兵视为出路。
正因为当兵已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所以当唐廷试图通过减少镇兵数量来削弱藩镇实力时，往往受到藩镇节度使和藩镇士兵的联合反抗。此时，节度使和士兵有着共同的利益，节度使往往利用士兵对经济利益的看重鼓动士兵造反。
因此，唐代中后期经济利益的满足与否成为军队哗变的新因素，这是唐代前期未曾出现的新情况。这个新因素的出现，深受唐代兵制转变的影响，即士兵成为兵农分离的职业兵后，由原来的重视功勋渐渐变为注重经济利益的获得。若是经济利益被侵犯，便会出现军队哗变的情形。
（四）、社会矛盾的加深
兵募转变为长征健儿后，镇兵的装备由先前的地方政府供应和士兵自备，变为全部由唐廷承担。又由于士兵的家属允许随军，朝廷除要负担士兵的生活费用外，还要负担士兵家属的生活费用。
这些新变化导致唐朝中后期军费支出大增，使本已空虚的国库更是雪上加霜。军费的负担自然而然又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的负担随之加重。
军费支出增多，国家不得不通过增加赋税搜刮百姓。本已穷苦的百姓不堪重负，社会矛盾激化，百姓被逼无奈，纷纷起义，而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也敲响了唐王朝灭亡的丧钟。可见，兵募变革带来的军费支出增多成为影响唐代中后期变局的重要因素。
结语
在社会大变化下，人们的思想也随之变化。高宗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姓畏难当兵的情形，此后更甚于以往。国家原有的征发体制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富、强、多丁的征发原则需要打破。
玄宗时期的兵制变革便是应对律令制国家松动的产物，此后国家的义务征发制变成了募兵雇佣制，身份、地位不再成为衡量能否当兵的标准，只注重个人的能力和身体素质。先前当兵的强制性也变成了自愿性，人们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性。
所以，唐代的兵募变革是伴随着整个国家的律令制体系松动而进行的，它和唐代社会变化具有同步性和一致性。兵募变革是唐代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