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以王安石和程颐、程颢等为代表的几代人的努力，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蔚为大观。它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值得探究的问题之一是，北宋儒学以经世致用为其宗旨，那么，它的经世品格究竟如何？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北宋儒学复兴的产物的熙宁新政，就是以经世实践检验儒学的极好标本。二程以复古为革新，故倡导行先王之政；王安石重视明法令之度，行法令之威，目的也在于革新朝政。最初，他们的分歧只是具体施政的意见不同，这种分歧是可以协调和妥协的。
二程倡先王之政，亦可辅以法度之明，王安石明法度之威，亦能借鉴于先王之政。遗憾的是，王安石与二程在“法度”和“先王”之间各执一端并奉为极则，这导致二者之间失去了协商的空间，无法一起推进他们一致认可的那些思想和事业，那么，剩下的事情就只剩相互攻讦相互拆台了。
不只如此，更有甚者，即王安石与二程在政治主张上的分歧，到后来又被新旧两党、尤其是旧党中人进一步简化为“义”和“利”之间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王安石新法追求富国强兵，自然是“小人喻于利”；二程欲复尧舜之德、三代之治于今日，就是“君子喻于义”。
正因为这样，“义”、“利”和他们的政治主张一起陷入了不能共举的困境。可见，王安石与二程个取一端不能相容的做法，削弱了他们自己以经世致用为务的儒学主张，这或许是儒学本身需要调整的一个信号。
比如，给皇帝讲经书是士大夫影响皇权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仁宗以后，讲经的学者改坐为立，事实上意味着宋朝的统治者尽管在统治的方法上在口头上纸面上“优待”士人，但实际上认为皇权的权威大于经典的权威。但是，士人阶层除了“经典”上的知识与文化的力量，没有其他的资源。
由此，宋代士大夫希望拥有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而士人可以传授、诠释和实践这种普遍性的“理”，籍此获得，至少是可以制约政治权力的批评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的士人阶层中，“心”和“性”，“理”和“道”被特别凸显，他们被宋代的士人赋予了超越一般的具体的国家和君主以及个体的意义。
儒学复兴的北宋神宗年间，变为“道学”的儒学与以“治术”为要务的王安石变法尽管出于同根，在相同的大环境下共同成长，互相借鉴影响，但此“道学” 与“治术”在实践层面，仍然是歧而为二的。以二程洛学为代表的士人的思想，趋向作为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存在于民间的思想世界中。
相反，皇权空前强化了，而王安石汲汲以求的富国强民，又每每在昙花一现后毁于周期性的封建王朝衰败，系出同源的王安石新学与二程开创的理学在宋之后的历史行程中，都成为了封建王朝皇权强化的注脚，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