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这是革命先烈秋瑾写下的诗句。
作为民族英雄，秋瑾的英勇事迹永远珍藏在我们心中，如今当人们再次想起她，却是因为岳飞的一首《满江红》，这首词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正是秋瑾的同名词作《满江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争论此次修改是否有理可依之外，可以将目光投向这位美丽而深明大义的女侠，看看她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
“消失”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自岳飞因抗金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陷害致死之后，《满江红》便被后世的爱国志士、文人才子共推为表现忠君爱国情怀的名篇。不过，这一说法到了现代，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首当其冲的争议焦点，便是其中“三十功名尘与土”这一句，有人指出“功名”二字，未免过于世俗。
其次，就是文中的“臣子恨，何时灭”，被指宣扬封建思想。质疑者声称，岳飞自称“臣子”，是将自己的人格矮化，与现代民主平等的主流价值观相违背。
全文的争议点还有一个，那就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有人指出，“胡虏”和“匈奴”就是现在的少数民族，该句子有“破坏民族团结”的嫌疑。
因此，教科书编写者便将岳飞的《满江红》，换成了秋瑾的《满江红》。然而，岳飞的《满江红》就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在岳飞的那个时代，君王就是国家的象征，岳飞在文中表白要为了维护君王和封建统治而奋勇杀敌，在当时就相当于自陈热爱祖国和人民。
文中诸如“胡虏”、“匈奴”、“臣子”等词，不过是岳飞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使其选用这样的表述罢了。
幸福的大家闺秀
岳飞的《满江红》“消失”之后，换上的是秋瑾的《满江红》：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秋瑾在这首满江红里，道尽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可是，为什么秋瑾会写下这一首《满江红》呢？这就要从秋瑾的一生说起。
1875年11月8日，秋瑾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的一个官员家庭。秋瑾家世代为官，父亲秋寿南是湖南郴州知州，母亲单氏也是浙江萧山的望族之后。
和许多名存实亡的官员家庭不同，秋瑾父母很难得地感情深厚。而更加幸运的是，即使身处晚清重男轻女的大环境，家里又有几个哥哥，但家人从未将秋瑾与哥哥们区别对待。
看到秋瑾聪明好学，于是家里便安排她随同哥哥们去私塾上学，又准许她和表兄学习骑马、击剑等武术。
秋瑾在家人的悉心呵护和精心培养下，既会女红又擅骑射，性格里既有女性的细腻也有男性的大气，加上和睦的原生家庭给了她充足的安全感，长成一位颇具人格魅力的大家闺秀。
秋瑾长到19岁时，出落得亭亭玉立，因为貌美如花和才华横溢闻名于乡里。将她看作掌上明珠的父母决定将她托付给一个好人家，遂把秋瑾许配给了王廷钧为妻。
王廷均的家庭也十分优越，且婆家较为开明，即使在秋瑾婚后也还是让她出门与女伴唐群英、葛健豪等人来往。婚后的秋瑾一点没有被束缚住手足和头脑，还是一样自由自在。
不久后，秋瑾有了第一个孩子王沅德。三年后，女儿王灿之也出生了，此时的秋瑾儿女双全、家庭美满。
出走的觉醒女性
但多年的社会历练让秋瑾总感觉十分惭愧。这种惭愧并非因为她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她辜负了什么人，而是她触目所见的一切，让她有了“幸存者的不安”。
八国联军入京，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冲击着秋瑾敏感的神经。随着丈夫东奔西跑的经历，也让她有了许多与下层百姓打交道的机会。
她的眼光不再拘泥于大院里的天地，而是投向了这个广阔的世界。放眼望去，山河破碎，民生疾苦，与她的幸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也开始沉思：怎样才能让那些痛苦的百姓，有机会和自己一样幸福呢？
秋瑾在沉思之余，也懂得“思而不学则殆”。她感到自己急需走出家门，去新式的学校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充实自己的头脑，解决内心的疑惑。
于是，当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一些的时候，她向丈夫提出：她要去日本上学。
作为旧时代的官员，王廷钧再怎么开明新潮，也不见得容得下出走的妻子，更何况秋瑾走得又是那么远。担心、不解、不安，统统化成了坚决的反对。
在秋瑾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和主张之后，深爱秋瑾的他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最终还是答应了。为了让秋瑾在海外不至于颠沛流离、衣食无着，他还为她准备了不菲的生活费。
当然，学费必须秋瑾出，这也是她喜欢的方式。送别时，王廷钧希望秋瑾学成了就回来，还要和她在一起，而秋瑾也答应了。
只可惜，秋瑾没能信守这个诺言。
为理想而流血牺牲
在日本的日子里，秋瑾彻底放飞自我。她穿男装，梳起高高的发髻，学习剑道和武士道，在一众留学生中过得风生水起。
她也因此结识了一些同道中人：其中有后来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弃医从文的鲁迅、矢志抗日的黄兴。他们常常在居酒屋、旅店等地秘密聚会，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
作为接受新思想的女性，秋瑾比任何人都知道女性急需提升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她身先士卒，开办妇女运动团体共爱会，宣讲革命和女权的道理，创办旨在推翻清王朝的《白话报》并在其中担任要职。
这些事迹传到了丈夫王廷钧的耳朵里，他感到自己的妻子再也回不去了。王廷均是清王朝的官员，大清朝要是被推翻了，就等于砸了一家人的饭碗。秋瑾与家庭的决裂，成了一种必然。
秋瑾并未因此而怀疑自己的作为。她知道，为了四万万同胞的幸福生活，牺牲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幸福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从今以后，她将以同胞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
1906年，秋瑾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愤然回国，开始了革命事业。她先是创办中国公学，试图以教育促进革命，后又前往绍兴女学堂任教。
不久后，她意识到教育还不足以启迪民众的思想，便计划着一场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她与同仁徐锡麟等人一起，在浙江一带发起了萍浏醴起义。可惜，由于计划的不成熟，起义最终失败。秋瑾没有气馁，她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吸取教训，为下一次起义积蓄力量。
准备下一次起义期间，她为了筹措所办的女权报纸《中国女报》的经费，曾回到湖南的家中。见到久未谋面的丈夫和心心念念的孩子们，秋瑾百感交集，感叹自己的人生曾经是那么幸福美满。
如今她已经跳出窠臼，个人的小幸福再也不能吸引她了，她还要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她主动与夫家脱离关系，这样就不会连累他们。
孑然一身的秋瑾从此再无牵挂，她联合远在安庆起义的徐锡麟，以及自己在诸暨、绍兴一带结识的新会员，在绍兴再次发动起义。
她奋不顾身，哪怕赶回老家为母亲奔丧，都还不忘抓紧时间联络同道。然而因为有叛徒从中作梗，安庆和绍兴的起义相继失败，她听到了徐锡麟被剖腹挖心残忍杀害的消息。
他们似乎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又是心心相印的灵魂伴侣。这个残酷的消息似乎也让秋瑾终于绝望。此后，任凭再多好友劝告她离开绍兴暂避风头，她都坚决拒绝，毅然留守大通学堂，直到被捕。
在监牢中，无论敌人如何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要秋瑾供出其他人，但秋瑾守口如瓶。敌人拿出纸笔，她只在上面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作为仅有的遗言。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这个幸福的女人，终于为了四万万人民的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如今，秋瑾的故居已经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她的遗物被郑重陈列受到人们的瞻仰，她的事迹被改编成戏剧、小说、电影，为人们所传扬，她的诗文为后人所传颂。
秋瑾的《满江红》和岳飞的《满江红》一样，都被奉为爱国主义的名篇佳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打下坚实的地基,同样值得作为当代青年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