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的全国高考，你说，应该是“平等”更优先，还是“平衡”更优先？
当年，司马光和欧阳修为了科举的事打嘴仗，也是争这道选择题。
司马光认为，科举考试这玩意，公平性是第二位的，政治平衡才是首要任务，应该把进士的录取名额，按各地区分配下去；欧阳修则针锋相对，主张教育公平才是最重要的，不问东西南北，全国统一录取，“唯才是择”。
耐人寻味的是，司马光生在河南、祖籍山西，在陕西入仕，是地道北方人；欧阳修生在四川、祖籍江西、长在湖北，妥妥南方人一枚。
那么当年的大宋朝，南北差异大吗？
当然大，而且大得离谱。
后世学者抽取了北宋的9630名进士，发现地区分布极为悬殊：
南方人多达9164名，占到了95.2%，尤其是东南五路（即今天浙江、福建、江西、苏南、皖南一带），出了7038人，占比超过73%。像欧阳修的老家江西吉安，就是超级教育高地，后世所谓“进士之乡”，民间有“三千进士冠华夏”的说法。
出身决定观念，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司马光和欧阳修各自的主张，应该说，都是出于公心，但不自觉的，各自代表了南北士人的利益诉求。
司马光所谓“西北近虏，士要笼络”，欧阳修所谓“四方如一，人自无言”，他俩都有道理，不过两宋三百多年，总体还是偏向欧阳修这边，在进士录取上不分省区，全国统录，这才有了上面说的，南北进士录取数的巨大差距。
当然，为了兼顾政治平衡，唐宋时期在举人名额上，采取了分地区配置定额的做法。
大概说来，乡试是由各地方州路组织的，中榜者被称为举人，就获得了参加全国会试，考取进士的资格。
拿高考做个类比，唐宋时期的政策，就好比说，规定各省区参加高考的人数限额（举人数），但是在高考录取时（考取进士），则打破地域限制，统一录取。
这么一来，其实是在入口上，给北方地区政策倾斜了，因为那些边远州路，实际上获得了和教育强省差不多的考生名额。不过在出口上，南方考生太牛掰，占了九成以上的录取名额，那就没办法了。
今天看宋朝的科举制度，不能说它失败，因为毕竟开创了一个文化和科技的盛世，而只是说，它在地区政治平衡上，做得很不好，太偏“南”了。
真正在录取阶段，也要划分配额的，是元朝。
元仁宗恢复科举时，规定全国各省区，乡试共选拔人员300人，获得进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其中硬性要求：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75人；会试录取进士100人，四个族群各25人。实际上，南人就是原南宋境内的汉族民众，和北方“汉人”是同族，这么一来，也就相当于，汉族考生按地域，南北分区录取了。
真正开始分地区实行定额录取的，是明朝。
话说大明洪武30年，也就是公元1397年，会试结果开榜，录取了52人，竟然全是南方人，其中状元是福建闽侯人。这就有点政治不正确了，你让北方考生怎么想呢？尤其这一届的主考官，他还是湖南人，那你们是不是故意的，联手打压我们北方人哪？要是继续深究的话，那皇帝还是安徽凤阳人呢，也算是南方人，定都金陵也在南方，你们会不会……这话就不能再往下说了。
皇帝朱元璋于是下令复查，可惜这位湖南老学究、主考官刘三吾不懂得揣摩领导真实意图，居然维持原判不变！？
老朱当然大怒，下令处死了考官和那位倒霉的福建状元郎，老刘因年老免死，但也被革职充军。后来皇帝亲自阅卷，重新发榜，录了61人，其中包括55名北方人和6位四川人。这就是血腥而又黑色幽默的“南北榜”案。
这事就算是一根刺，扎在大明王朝心口窝了。
后来从建文帝元年，到永乐帝22年，期间一共开了9榜进士，东南地区的江、浙、闽、赣、湖广等省，考中1621名；西南的云、桂、贵、川等省，出了92名；而北方的直隶地区，加上冀、鲁、豫、晋、陕等省，一共才考中225人，占比只有可怜的11.6%，各省平均人数，更是只有东南各省的1/6，好不惨淡。
这玩意儿可真动摇国本了。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统治需要，当年定下的组织原则是“南北更调”，也就是地方行政首长必须按照籍贯，南北交叉任职，这个制度后来不断完善，官员不但要异地任职，而且严禁异地娶妻和购房，以防止利益勾连和腐败。北方人考不上科举，也就入不了仕途，那如何“南北更调”，怎能稳固大明江山呢？
那就从入口和出口，同时想办法。
在入口上，按照明仁宗时代（1425年）的构想，各省区乡试录取的举人数，也就是获得进京会试资格的考生人数，名额限定如下：
南京国子监及南直隶（江苏、安徽、上海）：80人；
北京国子监及北直隶（河北、天津，兼山东、河南一小部）：50人；
湖广（湖南、湖北，兼河南一小部）：40人；
广东：40人；
河南：35人；
四川：35人；
陕西：30人；
山西：30人；
山东：30人；
广西：20人；
云南：10人；
交趾（越南北部）：10人
贵州：不单列，考生并入湖广行省参加考试。
以上未全部开列，但已经可以看出，北方考生的占比，相对之前的“高考”成绩来说，算是照顾了。比如，北直隶+河南的举人定额，就超过了人才荟萃的南直隶。
明朝的南直隶地区
在出口上，会试录取名额100人，必须按籍贯划分，南方60人、北方40人，是为“南北榜”。后来为了照顾皇帝老家和西南边远地区，把凤阳及周边州县加上云、贵、川、桂四省，单独出一个“中榜”，给10个名额。也就是说，每届录取的进士中：
南方人占55%；
北方人占35%；
凤阳周边和云、贵、川、桂四省，占10%。
当然了，政策也要与时俱进，实际操作中，这个定额其实是动态的。据统计，实际录取时，南方省份的比例，一般会略高于这个限额，也就是说，北方人实际上考不到35%。
到大明景泰七年（1456年），入口处的名额分配，也有了很大变动，规定各省向解送的举人限额为：
南直隶、北直隶：各135人；
江西：95人；
福建、浙江：各90人；
湖广、广东：各85人；
河南：80人；
山东：75人；
四川：70人；
山西、陕西：各65人；
广西：55人
云南（含贵州）：30人。
因为南、北两京的国子监，收录了全国各地的考生，实际上都是南方人占优势，所以算下来，北方考生的比例，是大幅下降的。这也算是高层的一次政策回调。
北京国子监
这套制度修修补补，一直沿用到清朝初年。
到了康熙51年（1712年），因为南北榜还是太粗放，有些边远省份，例如云、贵、桂等，常年考不中进士，干脆继续细分，改成了和今天高考差不多的分省录取制。这个政策在当年，也不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引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
各省文风高下，各不相齐。
（全国统一录取）势必至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
边省小省或竟至一名不中，
殊非就地取材之意。
说白了，乾隆和司马光一样，还是坚持政治平衡要优先于教育公平，一旦全国统录，那么进士圈里，又是江浙人的天下了，官僚系统就容易失衡。
而照顾边远落后地区、推动“共同富裕”，也实在很有必要。
比如分省录取之前，明朝自洪武至正统年间，72年开了22榜进士，贵州一个也没有，云南只有8人，换句话说，平均9年，才出1位滇籍进士，相比东南膏腴之地，“一门九进士，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实际上，是不利于国家安定团结和平衡发展的。
而康熙朝之后，分省录取的原则，大致上是每5名举人录取1名进士，因此说，只要举人名额分配得当，是可以做到既择优录取，又兼顾地区平衡的。
同时，分区定额还成了一种很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各省官员，积极向朝廷争取会试定额，也就是举人名额；地方州县官员，则向省里争取乡试定额，也就是秀才名额，这成了对当地文教水平和长官政绩的客观评价指标之一。
我们今天的高考录取，除了普通批次外，还有各种提前批和专项计划。在清朝，则要求地方各省，在总额之内，必须划出专额，定向投放各省的边远落后地区，这就在全国平衡之外，又进一步照顾了地区发展的内部平衡，有点像现代高考的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
以福建省为例，全省举人名额85人，必须投放“台字号”计划2名，给台湾考生，到咸丰年间，甚至增加到了6人。因为路途不便，台籍考生来省城福州参加乡试，还可以享受“官送”待遇，不用担心路费。从乾隆皇帝开始，如果某届考生中，台籍考生考中举人达到10名以上，则至少保证，会试要录取进士1名。
台北孔庙
很明显，这些举措是有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但是台籍考生冒险渡海，来大陆参加科举考试，一直就没有中断过，直到1905年科举废除，这种文化联系才宣告中止。
啰嗦了这么多，其实我要说的，主要观点有三个：
第一，科举考试不等同于现代高考，但是，二者有三个共同点：
社会精英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之一
社会治理最有效的调节手段之一
全社会热切关注的一种价值认同
因此，科举和高考的制度设计，必须坚持公平原则，但不能仅仅关注公平，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还有更重要的优先因素。
将来的新高考改革，能不能全国一条线，统一录取？
道理也就在这里。
第二，一般来说，中高层次人才的选拔，要考虑区域平衡，而顶尖层次的人才，往往更注重平等而非平衡。
就如现代高考，是分省计划；但考研考博，却是全国一条线（公共课），在此基调上，略做调节。
而科举发展到清代，会试录取名额是分省的，但是终极的殿试，原则上，皇帝可以不看籍贯，全凭考卷水平录皇榜。
比如光绪年间，江苏省会试录取定额为25人，但有清一代，在“发皇榜”的时候，江苏仅仅一甲进士，就有119人，占全国的34.8%；江苏苏州一个市，就出了26名状元，占清代状元总数的22.8%，比孔孟之乡山东（会试名额21人）全省的状元数（5人），还多5倍。
所以，假如你是清朝时的一个江苏人，与其抱怨说，会试时名额都照顾边远地区了，我辈生在教育强省，反而吃亏了等等，不如一鼓作气考到殿试，那里不论籍贯，任你争状元去。
这个道理，在今天其实也是存在的。
第三，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咱中国人其实更讲究“对等”。
好比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都很多，总有出去打拼挣钱养家的；也需要洒扫庭除，保持家园“貌美如花”的；肯定也有足不出户，照顾“老母亲”饮食起居、解决家人后顾之忧的。大家各尽本分，贡献值不会绝对均平，但都对家庭，做出了“对等”的贡献。
就说江苏和浙江吧，有清一代，联手贡献了将近60%的一甲进士；但是清朝还有武会试啊，有清一代，112名武状元，三分之一都是河北人，武探花、武榜眼的人数，河北也是全国第一。国家不能没有读书人，当然也不能缺少执剑人，大家各尽所长，对等贡献罢了。
这个道理，在今天也适用。
比如你让大美新疆，去和上海拼金融？那肯定追不上，几十年也追不上。但是新疆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又是上海没法比的。所以，哥哥姐姐挣了钱，给老母亲交“生活费”，老母亲要搞“转移支付”，补助给忙家务的弟妹们，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些道理，放到个人身上，其实也说得通。拿来看今天的高考，当然，也会有更多的感悟和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