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从来都是劳民伤财之举，但在统治者看来，唯有疆土的扩张，才算丰功伟绩，但对于百姓而言，带来的是家破人亡。
隋炀帝杨广的“暴君”之名广为人知，如果历史上暴君和昏君相比，隋炀帝无异于属于前者，他有功劳但是无“德”，将天下事视为儿戏，以个人性情为重已经深入骨髓。
他在位的时候除了著名的修建运河活动之外，还发动了多次战争，尤其是征讨高句丽。隋炀帝和汉武帝以及秦始皇一样，都非常好大喜功，希望通过战争来向天下人展示自己的功绩，这种满足帝王欲望的灾难，对于百姓而言是苦不堪言。
荒唐的战争，背后的虚荣心
杨广像政和汉武帝刘彻一样是个好动之人，公元607年，他刚当上皇帝没多久，就带着文武百官和五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到北方召见东突厥的可汗启民。但是隋炀帝丝毫不考虑动员军队的成本问题，五十万人马仅是调动一下花的钱就不是一个小数，而此时并没有战争等紧急情况，这仅仅是为了一个人莫名其妙的虚荣心。
启民可汗是他父亲杨坚有意培养的亲隋力量，这次隆重的招待让杨广的自尊心得到很大满足，无意间他看见了站在旁边的高句丽使节，杨广吩咐这个使节，让高句丽王四年后到郡(今北京)来朝见。然而，当杨广真的前往涿郡后，高句丽王高元却并没有应召而来。把自己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杨广大为光火，下令讨伐高句丽，这场关系到无数人生命的战争起因竟然如此荒唐。
封建专制社会中，百姓的生命财产远没有君王的面子重要。公元612年，杨广在涿郡集中了全国一百一十三万兵力后，杨广御驾亲征，他为了把功劳都到自己身上，居然命令手下将领们一切决定必须由他做出，这明显是违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准则。在杨广领导下的战争起因荒唐，战争的场面更加荒唐。
前线将领攻打辽东，高句丽守军坚守城池，因为将领们不敢随意攻打，只好每一次进攻时，都会请示，当杨广最高指示回来后，进攻的最佳时机又错过，一座孤城就这样久攻不下。当另一支军队进军失败后，隋军只好被迫撤退，一下就损失了三十万人。
杨广是个相当记仇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三次征讨高句丽，为了准备这场战争，工匠昼夜加工，死亡过半；运粮农夫被官府催逼，成千上万的人倒毙途中，尸体横在路边无人收葬。
后来在杨广准备第一次进攻的时候，他从山西避暑后去郡的路上，遇上了始毕可汗十几万突厥大军发动的袭击。杨广被团团包围在雁门郡，天天抱着幼子痛哭。直到将领们提醒他要激励军心和利用嫁给启民可汗的隋朝公主，杨广才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手舞足蹈。
但杨广属于“性情中人”，刚脱险就对重赏将士的承诺全都不认账，还贬斥出谋划策的大臣，其所作所为寒了众人的心。
如此不顾及国家安危，为了面子而发动战争，这种独裁者的行为是很难理解。如果从杨广遇险可看出，当权力是否存在于手中时，杨广的态度会有很大的变化。权力是把双刃剑，能成人也能害人，当权力拥有者不知慎用，不光害人也会害己，而杨广因为权力的扩张，造成了自我内心的膨胀。
高高在上的人往往色厉内荏，他们喜欢被人仰视，于是就被很多寻找利益的人吹捧，是一群抬轿子的人把他们架在半空。如果真的把这些人放在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他们丑态百出比任何人都厉害，因为他们并没有普通人遇到问题时的淡然心态。
分裂的人格
很多史学家评价杨广，都认为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而且还是极为肤浅的炫耀狂。这个评价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很适合隋炀帝。杨广一生的所作所为可谓是达到极端，让历史学家难以按正常逻辑评述。
以他父亲的离去为人生分界线，他前后判若两人。杨坚死之前，杨广礼贤下士、好学不倦、节俭朴实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几乎成为贵族子弟中的完人，贤名直追篡位前的王莽，经常把他父母感动得以为他们生了一位贤君。可当他父母后，杨广刚愎自用、声色犬马、奢侈无度、好大喜功，达到了整个国家无法承受的地步。
也许正是这种分裂的人格让杨广变成了一个暴君。在继位以前，杨广是个有才华的人，不仅诗词歌赋写得好，他带兵南下灭陈、平定江南的叛乱，以及用兵西北都取得了胜利，在战争指挥上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从此来看，他的暴虐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外表一副凛然正义的面孔，实际上与石虎、朱温这种粗俗暴君的本质是一样的。杨广他这种人有演戏的天赋，欺骗性很强，对百姓的伤害更大。
杨广是所有帝王的放大版，他太想建功立业，急功近利的事情还没有成功，就想听到赞歌，这大概是统治者的通病。他对自己的能力也极其看好，既想成为受万民景仰的千古一帝，又想享尽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
这使我们想起一个词“自私”，最高统治者事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是不可能得到他想要的成就。这也是儒家哲学首先讲修身的主要原因之一。统治者没有德行是很难治理好一个国家的，要想得到赞美，首先需要有内在修为。
好大喜功的杨广数次征讨高句丽，加剧了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频发，杨广发动战争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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