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92年，刚刚完成了统一的日本决定整合国力，向他们垂涎已久的中国大陆伸出贪婪的触角。而这些侵略者的第一战就选在了中国的邻国朝鲜。明朝选择救援朝鲜，抗倭援朝战争爆发。
无独有偶，早在1953年，朝鲜金日成访华时，也提到了王士琦的名字。这一下可就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了。这王士琦能让朝鲜百姓如此怀念，想来必有些盖世大功，可是为什么在明朝的史书上，却没有他的列传？这王士琦究竟有何生平呢？
大家看了不禁吓了一跳，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非同小可，于是小心翼翼地挖掘了起来。而挖掘的结果也让他们瞠目结舌，光是金饰品竟然就有数十件之多。
县政府得到了消息后自然不敢怠慢，立刻派出了考古队前往现场，对当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察。经过一番研究，考古队基本断定，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就是当初被金日成心心念念的明朝抗倭将领王士琦。
而且王士琦非常清廉，只吃自己的那一点固定工资。明代时期官员的俸禄是出了名的少，基本仅够维持日常生活。所以王士琦最后去世时甚至连棺材都拿不出来，只能裹上草席寒酸下葬。
王士琦于公元1551年出生在浙江台州临海。他的家族在当地属于是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王士琦的父亲王宗沐有四子，其中有三个儿子考上了进士，而且王宗沐与次子王士琦、三子王士昌在后来都官拜巡抚，可谓封疆大吏。因此，王家也被人称为“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
王士琦的第一次高光出现在万历二十二年。就在那一年，西南土司杨应龙造反。当时的兵部侍郎邢玠领兵前去征讨，而王士琦随军出征。杨应龙自知打不过，于是希望讲和。
这一仗打完之后，邢玠被调回了京师，成为了下一任兵部尚书的接班人，而王士琦则留在了四川，负责监视当地军情。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搭档刘綎。这二人共同建立起了西南地区的苗兵兵团。刘綎担任总兵，王士琦担任监军。
而此时，邢玠已经担任了兵部尚书，他想起西南的苗兵战斗力十分强悍，而且老部下王士琦作为“边才”，必然能很好的处理军队在外与朝鲜的关系，同时，他本人也跟倭寇打过交道。因此，调王士琦和刘綎率领苗军入朝作战，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决定。
万历二十六年，王士琦的部队抵达鸭绿江边，准备渡江，正式投入对日作战。而就是在这次渡河时，向来性格威严的王士琦，却突然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但是如果想到王士琦出生时，浙江台州的家乡正饱受倭寇们的烧杀抢掠，而现在他即将要迎战的人，与这些强盗同根同源。如此种种，怎能不让这位见惯风云的将领心潮澎湃。
当时的在朝日军一共有三个据点，东边是釜山，中间是泗州，西边是顺天。而明军也兵分三路出击，而王士琦和刘铤的苗军正是西路军。
公元1598年7月，他们从朝鲜的全州开拔，准备作战。
而且对于王士琦来说，这个消息更致命的是，泗州城距离南原城很近。根据探报所说，日军已经准备攻占南原城，城内的百姓也已经逃走了。因此，此时的明军可谓是人心惶惶，不少人也被倭寇的凶悍吓破了胆子，他们纷纷劝王士琦和刘铤撤回全州，再作打算。
面对顺天的守敌小西行长，西路军指挥官刘铤打算摆个鸿门宴，请小西行长出来谈判，然后将其歼灭。谁知，此时西路军发生了泄密事件，小西行长提前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将计就计，成功打败了西路军的中军。
他把战败的中军将领直接捆了起来，将这个将领军法处置。这一举动鲜明地传达了一个信号：一步都不许后退，只许胜利，不许失败。
为了纪念王士琦的军功，朝鲜人在全州为他立了《去思碑》。但王士琦路过的时候，看见这座方碑，却惭愧不已：我抗击敌人，是为了保境安民，怎么能图留名呢？
回到明朝之后，王士琦因为功勋卓著，被提拔了两级，担任了河南省的布政使。不过没过多久，王士琦就倒了霉。当初被他劝降的西南土司杨应龙再次反叛，而王士琦作为当年担保杨应龙投降的责任人，也被冻结了5年的职务。
王士琦病逝后，确实是从简下葬的。但是不久后，天启皇帝即位。他感念王士琦的功劳，觉得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如此草草下葬实在不合适，于是重新给王士琦举办了葬礼，并陪葬了不少金银品。这也就是一生清廉的王士琦的墓中挖出如此之多的金银的原因。
王士琦作为一代抗倭英雄，却不居功自傲，为人朴实低调，不愿留名。但是受他恩惠的朝鲜老百姓却永远不会忘了他。伟大的人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被如何传颂，而是他的贡献将永远作用于一代又一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