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站在权力巅峰的女人，慈禧要比武则天背负了太多骂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武则天治下的大唐，国力强盛百姓富足，而慈禧治下的大清，风雨飘摇内外交困。
大清这种局面并不是慈禧一人造成的，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较平稳的政治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很成功地完成她的政治生涯，起码能胜过大部分政绩平平的皇帝。如果是那样，她在历史上留下的绝不会是骂名。
可惜，她偏偏撞上了中国最尴尬最困难的时候，时代呼唤一位强有力的改革家，可惜，在慈禧扮演的双重角色之中，她本质上更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政治家，根本无力肩负时代赋予的重任。
要说慈禧也是妥妥的女强人无疑。在强大的男权社会制度笼罩下，她努力克服了早期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不利因素，在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很杰出。
她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比自己的丈夫咸丰皇帝，甚至比大部分男人都要刚强果断。
只是，和武则天相比，慈禧的重大缺点在于没有事业心，她不懂做为一个政治家，除了享受权力带来的巨大荣耀外，还必须兢兢业业、艰苦卓绝地工作。
于是，武则天看公文的时候她在看戏；武则天忙得没空吃晚饭时，她对着几百道菜慢条斯理地下箸，归根结底她就是个喜欢享乐的精明女人。
因此国家被她搞得一团糨糊，乱象丛生。虽说慈禧工于心计，擅于玩弄权谋，充其量是整死几个亲王权贵，将两任小皇帝牢牢攥在手心中，最终目的也只是想过舒坦日子，让她治国安邦，基本没有指望。
所以慈禧只能被称为阴谋家，而不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玩弄权术，而政治家除了权谋手段外，工作重心是治理国家。
慈禧拥有普通女人所没有的叛逆性格，却又跳不出时代的局限性。她错误地理解了政治，政治也毫不留情地给了她千载骂名。
慈禧本质上跳不出自己所熟悉的圈子，短视以及不思进取使她按照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整个国家，虽说歌词里唱过“家是最小国”，但国家治理和家庭治理之间还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从现存的文献材料中，可以看到许多慈禧与大臣的谈话记录。许多时候，这些谈话更像是亲戚们唠家常聊八卦，而不是政治家们的对话。
晚清重臣曾国藩第一次进京面见太后，没想到慈禧问他的问题都是“你兄弟几人？”“出京多少年了？”“曾国荃是你胞弟吗？”
以致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失望地写道：“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毫无疑问，慈禧热爱权力，但是仅仅满足于用权力控制他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生活而已。
做为女人，慈禧还是更热衷于享乐生活，在她心目中，政治是为了自己的私人生活服务的。
她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她更关心的是如何挪用公款给自己建造颐和园和豪华宫殿。她每天热衷于和贵妇们讨论如何保养，如何diy化妆品。
以她的地位和条件，如果她事业心强一些，她完全有可能更理智地观察世界，明白中国当前的处境和需要，从而凭自己的才智把国家引导到更安全的轨道上来。
即便身边有两个法国回来的女官裕容龄和裕德龄，慈禧也仅仅对她们的时装与舞蹈感兴趣，她对西方国家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视若无睹，每天处理完政务后，她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化妆、游赏、宴饮、看戏。
她完全把自己置于一个传统贵族的生活趣味当中，忽视了自己才智还有在政治领域发挥的余地。
因此，她留给后世的印象是：崇尚权力、极致保养、穷奢极欲、割地赔款。
慈禧骨子里不是个女权主义者，在她的意识深处，她始终摆脱不了“相夫教子，看家守业”的身份定位。所以她是个守成之人，从没想过要积极学习新知识，将自己困在传统的思维中，作茧自缚。
如果除去其他因素，单纯从女人这个角度去看慈禧的话，她还是相当光彩照人的。
《宫女谈往录》中的老宫女回忆说：“太后就是讲精气神儿…又讲究吃，又讲究穿，又讲究修饰，又讲究玩乐，总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疲倦的劲儿。”
尽管二十五岁就成了寡妇，慈禧仍然满腔热情地打扮自己，天天在梳妆台前消磨几个小时，一定要把自己修饰得一丝不苟，光彩照人。她艺术鉴赏力很高，对于园林建筑也颇有造诣，生活得十分精致。
作为女人，慈禧失误的地方在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对独生子同治的叛逆，她选择了不作为，任由其胡闹，把他教育成了清朝帝王中最没能力的一个；对于外甥光绪，她又管束过严，使得光绪过于懦弱。
归根结底，慈禧是个任性的女人，由着自己性情风风光光走完这一生，做为女人她是成功的，做为政治家她是失败的。
在生命的最后，她告诉后人：“以后勿使妇人干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来，这个野心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于醒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