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西晋是个没有多少存在感的朝代。除了从叔祖手中承位的晋武帝、“何不食肉糜”的笑柄晋惠帝，引起北民南迁的“八王之乱”，西晋值得一提的事情，可谓屈指可数。从266年建国，到316年被匈奴所灭，西晋只有短短的50年时间。从曹魏手中篡权，大行分封制，本以为拱卫皇室的贵族，却成为西晋的掘墓人。怎么也处理不好的民族问题，成为压垮西晋的最后稻草。
一、历史的倒退——再行分封
如果说，司马懿和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是种树人，那么孙辈的司马炎就是摘果者。作为曹魏时期的权臣，司马家族牢牢把控着军政大权，尤其是高平陵政变后，曹氏家族彻底沦为傀儡。可怜魏武扬鞭，曹操梦中的“三马同槽”兑现了，不是西北的马腾、马超与马岱，而是眼前的大都督，位列人臣的司马仲达家族。
尽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最后彻底废除曹魏的，却是他的儿子司马炎。在大权在握，剪除异己后，司马炎逼迫魏帝曹奂禅让，迫不及待的登基立国，是为晋武帝。从上位之日起，司马炎励精图治，发展国力。先是调兵遣将，灭掉孙吴，统一天下；继而重视农业，恢复生产，“户有三百七十七万”。然而，保护大地主、大贵族利益，重新实行分封制，又为西晋的灭亡埋下伏笔。
为了维护士族权益，司马炎急切地颁布“以官品占田”的制度。九品中正制，按官品来占有田地。除此之外，贵族的特权还能荫庇族人。更糟糕的是，奢侈糜烂成为整个西晋的标签。尽管司马炎主张节俭，但是整个贵族早已步入膏肓。富商石崇与国戚王恺，上演中国最早的“斗富”。王恺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上行下效，整个王朝都散发着糜烂的气息。
二、宗室的倾轧——八王之乱
即位之初，司马炎就开始苦思冥想，如何能够避免曹魏亡国的教训。正是当初的曹丕诛杀亲族，才导致曹氏凋敝，当外族篡位夺权，很少出现抵抗的力量。鉴往知来，司马炎再次想到了分封制。这个始于西周的“分封建制，拱卫王室”，早已证明是弊大于利的。春秋战国如此，西汉初年的封国如此。然而，司马炎早已是打定主意，大肆分封司马家族。
诚然，适当的反思是必要的，然而矫枉过正的后果就是，再一次重蹈历史的覆辙。本想着诸侯王能在国家危难时出手，却没想酿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族内乱——八王之乱。不该做皇帝的司马衷，牝鸡司晨的贾皇后，储君之争的白热化，一切都让西晋摇摇欲坠。
对于晋惠帝司马衷的评价，世人多持贬义之词。当时的大臣评价，“太子不学”、“此座可惜”。《晋书》说他是“不才之子，则天称大，权非帝出，政迩宵人”。后人王夫之更是直言，“惠帝之愚，古今无匹，国因以亡”。司马衷也是不负众望，留下了“官私蛤蟆”与“何不食肉糜”的笑话。有这样的皇帝，再加上善于弄权的贾皇后，司马家族命不久矣。
公元291年，贾南风为了对付政敌杨骏，邀请楚王司马玮进京，两人联手推翻政敌。然而短短三个月，大臣杨骏、卫瓘被杀，藩王司马亮、司马玮丧命，贾南风一手遮天。堂堂皇室被女人玩弄，诸侯王再也不能容忍。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诸王，相继卷入其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不仅让都城洛阳陷入混战，引起中原人口南迁，更让北方的民族问题更加尖锐。
三、民族的歧视——五胡内迁
两汉之际，北方少数民族逐渐内迁。相比草原上的游牧经济，中原的农耕文明更有吸引力。这里不仅自然条件优越，还有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吸引。一方面是少数民族主动为之，另一方面就是中原统治者的别有用心。
羁縻政策之外，就是强制性内迁。当时生活在西北、东北的少数民族，已经开始向黄河流域迁徙，魏晋时期的统治者也是默许的态度。因为这样既可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也可以充实劳力。大量的少数民族被当做劳役，身份地位都远远低于常人。最典型的后赵皇帝石勒，他本身是氐族，奴隶出身，后跟随匈奴贵族刘渊起家。
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匈奴、鲜卑、羯、氐、羌，因此后人常以“五胡”代之。尽管五胡乱华发生在西晋灭亡后，但是早在西晋立国之初，就面下了民族歧视的恶种。他们向内迁的各族人民征收重税，征兵派役，甚至掠卖少数民族人民为佃客、奴婢。少数民族迁入中原后，要“服事供职，同于编户”，明确租调负担，常常是残酷的压迫在身。不堪重负的少数民族首领，趁机起兵反晋。
最先发难的是氐族人——李特流民起义。关中大旱，饥荒灾难，大批流民涌入巴蜀，却被当地官员镇压，李特与儿子李雄，领导了义军反抗。继之的匈奴贵族刘渊起兵，身为匈奴单于的后代，刘渊巧妙地运用时局动乱，在并州地区称王建国。他设置文武百官，追尊汉朝皇帝，是为前赵政权。鼓破万人捶，墙倒众人推，西晋最终城破国亡，徒留一个“短命王朝”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