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人刘基的《梁甫吟》中有一句“人情旦暮有翻覆”，说得是世间残酷，人情如纸薄，夫妻感情变化莫测，就如平坦地面瞬间变成河溪一般。这里又暗喻着古人的婚姻脆弱，如履薄冰，并且在某些朝代里离婚休妻之风异常盛行。
据说每个朝代的婚姻制度各有不同，其以大唐盛世最为出众，当时的大唐和离成风，并且女性拥有着自己的选择权利？
西周时期开始，朝廷便设立媒介机构，名日“媒氏”，主要负责见证和组织民间婚姻，做到“嫁娶有媒”，职管黎民百姓的婚姻判合，有点类似现代的民政局。
根据《唐律疏议》记载：“为婚之法，必有行媒，为婚妄冒。”指出没有媒介参与的联姻就是非法结婚，是不被朝廷承认的。
春秋战国渐盛行起“户婚”制度，以此规范田地、赋役、户口、婚姻等律法，此发展到唐朝，又有《户婚律》有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大体为儿女婚姻应服从父母之命，听取媒氏之言，尊从长辈结婚后，应当遵守户婚律法，若未成年（未婚者）不听长辈安排，需惩罚一百军杖。
由此可看出，唐朝婚姻多为父母做主，媒介作证，儿女身不由己，非自由恋爱选择结婚对象，无论许配个什么样的对象，都得遵从，不然就是“违法”行为，而在这些由长辈做主的婚姻，往往很难修成正果白头偕老，故此婚后摩擦不断，离婚率上涨。
另外唐朝男女在举行婚姻之前，还依律去筹办诸多婚书，当中有：报婚书，写下双方协议，多由男女方家庭共同决定，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
通婚书，分正书和别纸两个部分，正书书写字体工整，遣词造句尤为华丽，多是一些客套话和礼仪流程，说些敬仰长辈的好话和求婚甜言。
别纸则更像是资料表格，需写明，结婚男女的姓名、年龄、婚史、媒氏名字，写好送予女家，女家如果答应就照例写一份，还送给男方名日“答婚书”，之后该婚书可作为双方的结婚证明（结婚证）。
当各种婚书流程办妥后，就进入举行婚姻步骤。唐朝人进行婚姻时，有一句话：“婚者，昏时行礼，方日婚，姻者，乃女子有夫而成，方日姻”。该过程中需要进行“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首先男家还带着媒婆、好礼，上门提亲，明确提出联姻想法，当获得女家同意后，便进行问名，寻问待嫁女子的八字、芳名，再拿到祖庙占算，求先祖或神仙们告知，双方的八字是否相融，适合结婚。
这一环节叫“纳吉”，多数由算命先生代劳，配合金木水火土阴阳八卦测算，通过后，开始“纳征”指带着大批彩礼去女家订婚约。
订婚达成来到“请期”环节，一般由男家负责挑选良辰吉日，送予女家过目，同意后，就可以在吉日，带着亲迎队伍去把新娘子接回来拜堂成亲了。
唐朝是我国历代王朝最繁荣的一个朝代，当时诸多方面都很开放，妇女不再那么卑贱低下，地位相对高，这一点可以通过婚姻了解。
同样唐朝女子可通过婚姻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再受以往的严格制度约束和逼压，不用再去顾及传统旧规，诸如站不得依门，走不可露面，笑不能露齿等。
并且妇女们拥有的权利逐渐增多，可以入私塾接受教育，有权涉政，能分家产，家中大事具有决议权，在婚姻方面如果过的不好，还拥有离婚权、再婚权等。虽然妇女权利多了，但婚姻法则相对严格。
公元651年，唐高宗下令施行“永徽律疏”对全朝婚姻进行了一系列规定。
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一夫一妻制”，明律规定，唐朝男女不准娶2妻或嫁2夫，违者判重婚罪名，加以严惩，一般男人娶二妻者，坐牢一年，女家减一等，如果男方以欺骗行为娶妻者，若二妻不知情嫁给了他，则女家不用坐牢，男方需坐1年半。
对于妇女的重婚，唐朝《户婚》有记载：“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妾减二等，各离之。”意思是先强令离婚，男方和妻子各坐牢两年，妾则减二等。
另外，唐朝对于买卖婚姻，是明律禁止的，被发现一律不轻饶，包括负责买卖人、联姻双方男女和小妾都要坐三年。
古代的男女一般没有选择结婚对象的权力，主权握在父母手里，这使得一些自行恋爱的情侣被强行拆散成为苦命鸳鸯，有的苦闷借诗词表达烦愁，有的嫁给不喜欢的人，郁郁不乐，煎熬终生。
而唐朝盛世的开放程度，令男女有了离婚的主动权，虽然初婚需定从父母之命，但是否离婚则由自己做主，这无疑是当时的一大“漏洞”，一些思想较为开放的女子，就因此不再顾忌贞操，果断的选择了离婚。
从敦煌莫高窑出土的唐朝“放妻书”求知当时已经有了所谓的离婚协议书。该文物内容表示：“凡为夫妇之因，乃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为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
而当中有一份书写名字叫赵宗敏的离婚书尤为亮眼，起文开头便称：“盖说夫妻之缘分，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幽怀合卺之欢。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
均把两人的结合形容为天造地设的一对，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结果笔锋一转，开始暴露立场，感叹前世可能是冤家，才导致今世未成眷属。
甚至开始吐槽两人的婚姻生活如何之糟糕，称妻子啰嗦烦人，一句话的事偏要重复唠叨，令男方心生弃厌，导致关系越闹越僵，变得犹如鼠猫般互相仇视，以及像狼羊相处一室般不合。
为此唐朝男子在陈述诸多不是后，一般会开始祝福对方，希望女方离婚后，性情能变好，再次嫁个好人家。
正如唐朝放妻书所写：“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可见唐朝婚姻里，男女若真过不下去是可以提出“和平离婚”的，并且男方多数会祝福女方，还会赔偿三年给养费用，而不是和女方分割资产。
该唐代出土的“放妻书”充分表明，唐朝女子的地位和权利，在婚姻上趋向平等地位，拥有自己的离婚决定权，不受男方左右，无过多“负罪感”，离去后还能再次选择好人家进行二婚。相比其他朝代的婚姻制度，唐朝女性算是较为受到尊重的。
不过，西周时代普及的“七出三不去”离婚法规，沿袭到唐朝，导致夫妻们需要满足某些情条件才可以离婚或休妻。
唐朝早期的离婚规定为，第一：结婚后女方超过50岁未生下子嗣则定为“无子”方可休妻，后来因唐高宗颁发“一夫一妻制”，该无子休妻风气才逐渐减低。
第二条，不孝顺父母的媳妇，若是和公公婆婆关系处得不好，又不尽心服侍两个老人，则被视为不孝，男方有权休妻。
第三，长舌妇，整天和家人吵架顶嘴，爱唠叨，到处说家人闲话者。
第四，嫉妒心眼强，小气嫉妒心重的妇女容易祸乱家庭，导致家庭相处不和睦闹不合，使得百事有诸多不顺。
第五，患重病，这点貌似有失公正，但如果染上重病，还是会被没良心的男人休掉的，这时女方只能自认命苦了事。
第六则是出轨，妇人背着相公和其他男子有染，这种行为不仅被认为是损坏了丈夫和家族的面子，还严重影响着子嗣的纯正血统，故此未休了不可。
第七为偷盗，嫁过去后，该妇女虽然名为夫家的人，但不准偷拿夫家的任何东西（除自己的嫁妆以外），否则也会被公开休妻。
通过对以上婚姻制度的了解和比较，再次证明唐朝是我国历代文化最繁荣开放的时期，这种昌盛在婚姻“一夫一妻制”、“离婚权”、“重婚罪”等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同时体现出唐朝女性的地位和权利，以及男女之间的互相尊重。
虽然首次婚姻还沿袭着由父母做主的习俗，以及施行着“七出休妻”，但是相比其他朝代，唐朝的婚姻制度则更具人性化和公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