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课本里的《岳阳楼记》的国民喜爱度极高，就算离开校园多年的人，也都能随口背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
在人们的印象中，范仲淹好像只是一位寄情山水的文学家，却不知道他也是北宋一位叱咤政坛的风云人物。
那么范仲淹在官场上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又做出了什么让人叹为观止的成绩呢？
公元989年8月29日，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范家是没落贵族，他的爷爷范履冰官至唐朝的宰相，后来由于看不惯武则天的僭越之举，屡次顶撞女皇，被“欲加之罪”赐死。
更可怜的是，在范仲淹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范墉就因病去世了，母亲为了生计，改嫁山东淄州长山朱文翰。
范仲淹的继父非常喜爱这个奶萌的婴孩，将其改名为朱说，视若己出。
朱文翰当时是淄州长史，算得上县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而且他还是进士及第，等同于现在的博士，是个文化人。
可怜天下父母心，范仲淹的母亲选择朱文翰做第二任丈夫，也是为了儿子的成才铺平道路。
在继父的精心栽培下，范仲淹走上了从政的道路，26岁范仲淹进士及第，随后改回了本名。
有了功名之后，范仲淹从县令做起，他心中有民间的疾苦，政绩卓著，官做得越来越大，并于庆历三年，发起了旨在整顿吏治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就是通过增加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达到淘汰不合格的官员，精简机构，节省财政资金的目的。
一位普通在职官员提出这样的改革政策，即便是在今天都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更别提只有少数人说了算的封建王朝了。
果不其然，这项伟大的“变法”很快就被贵族官僚阶级扼杀在了摇篮之中，作为改革派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被相继贬出朝堂。
庆历六年（1046年），他的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重修了岳阳楼，知道范的文笔好，就请他写一篇文章，庆祝新岳阳楼的落成。
读过《岳阳楼记》的人一定都认为范仲淹是站在岳阳楼的观景平台，望着眼前的美景，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捋着胡须，突然诗兴大发写下的。
可真实情况却是范仲淹压根就没去过岳阳楼，这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完全是靠他丰富的想象力创作的。
我们一方面佩服范仲淹超凡脱俗的空间想象能力和妙笔生花的文学素养，一方面也能从《岳阳楼记》中读出一丝隐隐的惆怅之情：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对于仕途流年不利，改革举步维艰的范仲淹来说，借物言志，借景抒情或许是他此时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但是范仲淹并没有泯灭斗志，虽然改革失败，他依然对国家的壮美的河山充满感情，对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满怀怜悯。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抒发了一顿官场不得志的消极情绪后，在文章的最后出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悲天悯人正是此时范仲淹心情的最佳诠释。
北宋皇佑二年（1050年），江浙一带发生了罕见的饥荒，在我们的印象里，长江三角洲一直是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怎么可能会吃不上饭？
但是一千多年前的江浙可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备的防洪措施，只要长江决堤发了洪水，千顷良田瞬间就毁于一旦，各种灾荒层出不穷。
虽然史料并没有记录这次江浙受灾的具体原因，但是这次饥荒波及的范围极大，导致当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灾民们吃不上饭，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不时上演。
太平年间，江浙一带是官员们趋之若鹜的地方，可这时候却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忌讳之地。
但是范仲淹却选择迎难而上，主动要求去杭州做父母官，朝廷正为这事发愁呢，有人愿意当这个冤大头自然欢迎之至，很快范仲淹就在杭州走马上任了。
一上任就要面对棘手的灾民潮，虽说范仲淹早就准备，也是应接不暇，他从白天忙到凌晨，到处借粮赈济灾民。
很快政府的储备粮就发光了，仅剩的储备金也早就赈灾买粮花完了，如果是普通官吏，这个时候只能闭关不出上报朝廷等上头拨款发粮了，可是范仲淹并不是一般人。
经过范仲淹的走访摸排，发现杭州城里几个大米商手中还有些米，他们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不但不降价，还把米价又提高了不少，从平常120钱一斗的米涨到了150钱一斗。
本来因为受灾大家手里的钱就不富裕，这一涨价人们就更买不起了，这才出现了大批吃不上饭的灾民。
北宋是我国历朝历代中经济社会发展最繁荣的时代之一，所以政府极少直接干预市场，米面油的价格一直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米商这波“趁火打劫”虽然有违道义，却并不违法。
不过由于这次的灾民太多，朝廷内部也有不少人提出，必须帮助老百姓把米价给打下来，干脆半价出售最好，这样百姓不就都能吃的上饭了吗。
至于米商少赚的钱，让政府打个欠条，什么时候国库有钱了，再用财政资金还上，万一还不上，就让他们自认倒霉吧。
范仲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谏言，希望他能行使知州的权力，让米商们自愿降价，以半卖半送的形式销售。
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牺牲少数米商的利益，能够建立起政府的公信力，还能帮助灾民度过饥荒，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嘛。
谁知范仲淹对手下的提议并不感冒，在对杭州的其他商业形态做了细致的考察后，他提出了一套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首当其冲的一条就是：米价不但不能降，还得继续涨，政府建议零售价180钱一斗。
当范仲淹手下的官员们听到这个政策后，脑袋都变成了拨浪鼓，摇个不停。大家私下里议论，这个范知州肯定家里有人是卖米的奸商，他这就是想趁火打劫，发国难财。
上一任知州虽然也贪，但是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难道范仲淹在朝廷里有什么保护伞罩着，才让他如此肆意妄为吗？
面对下属们的质疑，范仲淹并未多作解释，更不指望一时间所有人都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其实除了提高米价外，范仲淹还以政府的名义要求各部门组织划龙舟比赛，翻修庙堂、修缮楼院等活动。只要响应政府倡议的，他不但要亲临活动现场致辞，还要拿出真金白银补贴。
朝廷收到范仲淹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后，朝堂内也是骂声一片，说这个范仲淹肯定是挟私报复朝廷，恶意破坏皇帝在老百姓心中的光辉形象。
现在杭州老百姓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他还有闲心大兴土木外加娱乐大众，这等贪官不立刻押回京城问斩难道还要留着过年吗？那段时间，关于弹劾范仲淹的信件摞在一起得有一人多高。
宋仁宗看到如雪片一般的弹劾信如坐针毡，他一直非常欣赏范仲淹，也很支持范提出的庆历新政，本来希望范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朝廷解决危机渡过难关，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的计划跟朝廷初衷牛头不对马嘴，他到底是疯了还是老糊涂了呢？
不行，必须把他叫回京城问问清楚，他要是能说得通还则罢了，要是不能自圆其说，就当即将他罢官入狱，永不录用。
范仲淹跟别人懒得解释，跟宋仁宗则必须实话实说，如果这项政策得不到皇帝的恩准，不但救不了灾民，连他自己都要被弹劾，性命难保。范仲淹面对皇帝的质疑，把自己制定这个经济刺激计划的想法和盘托出。
第一，杭州目前的灾民很多，由于在当地没有工作，吃不上饭，很多人都选择了去其他城市谋生，导致当地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范仲淹提出要在本地大兴土木，发展娱乐产业，正是为了提升杭州的城市魅力，增加杭州的用工需求，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这项政策，旨在充分激发杭州当地豪门贵族的消费和投资能力，盘活经济，吸引人才，只有留住人才，杭州的经济发展才有希望。
第二，杭州现在米商手里确实有米，但是总量不多，如果政府强行干预市场，把米价压得过低，虽然能够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是肯定会打击米商的积极性，等他们把手里的陈米甩卖出去后，这些米商一定会跑路。
而且，如果杭州米贱的消息传出去，那么所有的米商都会对杭州敬而远之，当地的大米缺口会越来越大，米价会越来越高，所以靠行政手段打击米价属于只顾眼前不看长远的做法。
范仲淹的计划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只有提升米价，让全国的米商嗅到金钱的味道，他们才会都来到杭州卖米，如此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粮食不足的问题。
至于担心大米太贵百姓买不起的问题，范仲淹笑着对宋仁宗说，完全不用担心，可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米商会高价销售，但是因为有其他相关政策的扶持，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也能坚持一阵，这是改革的阵痛期。
只要坚持到米商一股脑涌进杭州，市场上的大米供过于求，高价大米必然无人问津，所谓政府建议零售价只不过是个建议，最终大米的价格肯定要降，甚至比120钱一斗还要低。
宋仁宗听着听着，表情逐渐缓和，由怒转喜，如果不是皇帝在臣子面前要保持威严，他甚至都要从龙椅上蹦起来为范仲淹点赞。
范仲淹果然是一位奇人，他的救灾思路独树一帜，几乎所有官员想的都是赈灾，是拿现成的粮食和金钱派发穷人。
但现实情况却是朝廷下了血本，掏空了国库，可是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最后落到灾民手里的可能也就不到十分之一，不但起不到赈灾的效果，还养肥了一大批贪官污吏。
而范仲淹的经济刺激计划，几乎不用朝廷多花一分钱，只是利用了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鼓励性的政策盘活当地的经济，让当地的富人有了消费的冲动，从而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百姓吃不上饭的问题。
宋仁宗当即把桌上的弹劾信往地上一推，笑着对范仲淹说：“范爱卿，朕明白了，你这就回去落实你的经济刺激计划，不管别人说什么，朕都信你。”
杭州实行范仲淹的新政后，整个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邻近城市的知府天天忙的不亦乐乎，各种施粥派粮，可百姓们并不买账，叫骂声此起彼伏；
而杭州却俨然一个大型施工现场，各种寺庙、楼院都搭着高高的架子，工人们有的凿墙，有的刷浆，彼此间聊天的内容都是昨天又赚了多少钱，明天哪家还有个大活……
其他受灾县市人口大量流出的时候，杭州却空前的热闹，西湖上赛龙舟的锣鼓声和围观群众的呐喊声，让所有人都忘了这里也曾是灾区。
各色酒楼茶馆宾客盈门，人们挣到了钱心情大好，不惜一掷千金点上一桌酒菜，优哉游哉地度过不用做工的夏日午后时光。
总之，在范仲淹推行了另辟蹊径的赈灾政策后，杭州再无一人饿死，城市经济也迅速好转，实现了逆势增长的喜人成绩。
宋仁宗在朝堂上点名表扬了范仲淹在杭州做出的成绩，并于皇佑四年（1052年）将其调任颍州知州，颍州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他希望范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让颍州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把这里打造成第二个杭州。
只可惜范仲淹在去颍州上任途中突发恶疾，驾鹤西去，享年64岁。
这位北宋伟大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在生命的最后，终于实现了他在《岳阳楼记》中的政治抱负，造福杭州一方百姓后，飘然远去，让后人顶礼膜拜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