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司马迁是被汉武帝割掉了那玩意的。
所以，他对汉武帝是恨入骨髓的。
而正所谓爱屋及乌。
在司马迁这里，恨屋，也是可以及乌的。
司马迁不仅恨汉武帝，恨汉武帝的祖上，恨汉武帝的爱将们，甚至连和汉武帝有些相似特征的其他朝代的帝王们，他也是具有满满的恨意的。
比如，周朝第十代帝王周厉王，在他的那只春秋大笔的描绘下，就成了一个昏君加暴君：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王怒，得韂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
翻译过来就是：“周夷王死后，他的儿子就是周厉王。周厉王在位三十年的时候，贪图货利，宠幸荣夷公。大夫芮良夫的话，他不听，最终还是以荣夷公为卿士主事。他的行为暴虐侈傲，遭到国人的议论。他就派人监视，有敢于议论的，杀掉。虽然再没有人敢于议论了，诸侯们却不来朝贡。他在位三十四年的时候，律法更加严苛，国人路上遇见，不敢出声，只能以眼神示意。这样过了三年，国人终于联合起来，攻击周厉王。周厉王逃往彘地。共和十四年，周厉王死在了彘地。”
那么，司马迁在这里，使用了哪些春秋笔法呢？
他的第一个春秋笔法就是：“其谤鲜矣，诸侯不朝”。
他把周厉王时的“诸侯不朝”，归结为“其谤鲜矣”。
那么，在周厉王的父亲周夷王时代，也有“诸侯不朝”，周夷王因此，还活活地烹煮了两年不来朝贡的齐哀公，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诸侯不朝”的原因，是西周朝廷相对诸侯们的实力下降，因而，对于诸侯们的控制力也就相对下降，所以就导致诸侯们藐视朝廷好不好？
作为一个搞历史的人，司马迁，难道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
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他看周厉王多少有点像汉武帝，所以，他就横竖都看人家不顺眼，才要颠倒黑白地抹黑周厉王而已。
司马迁的第二个春秋笔法就是：“好利，近荣夷公”。
司马迁以个人的道德品质，来评判周厉王的启用荣夷公，将山林湖泽收归国有，实行“专利”的行为，抹黑周厉王的“专利”措施为“贪财”。
事实上，周厉王于情于理于法，哪一点又做错了呢？
根据周朝制度，西周朝廷的财政来源有两种，其一，庶民助耕公田；其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
而到周厉王的时候，诸侯们都不来朝贡了，朝廷的财政来源，就只剩下了庶民助耕的公田。
这就是说，从经济性质上讲，周朝天子，现在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诸侯了。
可问题是，他这个“普通”的诸侯，又不“普通”，他要担负起维护天下秩序之稳定的责任。
周厉王时期，南淮夷、东夷、猃狁，等边缘地区的诸侯，纷纷入侵，甚至逼近西周王朝的中心地区，劫掠西周王朝的财物、人力资源。
周朝天子要对驱除外寇负责，要发动军队出去打仗。
可是，他又没有额外的财政来源，光靠庶民助耕公田的那一点收入，他怎么带兵去打仗？
既然财政入不敷出，就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所以，在庶民助耕公田之外，去求得山川之利，那就是理所当然。
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些山川河流，本来就是朝廷的，以往朝廷财政宽裕的时候，就没有计较那些。
可是，现在，朝廷的财政不宽裕了，所以就将它们纳入“专利”的范畴，向大家收取“专利”，这有何不可？
于情于理于法，周厉王哪一点又做错了呢？
这是属于周厉王贪财吗？
司马迁的第三个春秋笔法就是：“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
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一些人不满，这就叫“暴虐侈傲”？
而社会不稳定，必然要进行舆情管控，防止一些人造谣惑众，这有何不可？
所以，周厉王就是一个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改革者，而不是一个什么昏君暴君。
是因为周厉王身上，和汉武帝相似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才导致司马迁对他的忌恨，才要想方设法地污蔑他、抹黑他。
当然，周厉王和汉武帝不一样的是，汉武帝成功了，周厉王却失败了。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成功，周厉王失败呢？
这就是个历史的节点的问题。
汉武帝处在汉朝历史的上升期，他的国势是越来越强的，所以，他的改革是顺势而为，是乘风破浪，就相对容易成功。
而周厉王是处在西周历史的衰落期，他的改革，是逆势而动，所以，就不容易成功。
周厉王在失去了诸侯们的朝贡之后，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凭借一方之力，而行八方之事，不可能担负得起维护天下安稳的重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周朝的京畿之地实行“专利”政策，除了徒增国都内部的对立之外，并不能改变根本的局面。
由于周厉王只掌控着他所在的京畿之地，他的“专利”政策，只能是在他所掌控的京畿之地实行。
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的这个政策，理应是在周朝天下的所有地区实行的。
而现在，其它地方不实行，只有他们京畿之地实行，这明显是对他们京畿之地的那些经营者们不公平。
可是，这个道理，却是没法讲的。
周厉王要想恢复他号令天下，让诸侯们重新向朝廷朝贡的能力，他就只能是，先在他所能够掌控的地方聚集财力。
而国人们不理解他，甚至有些人故意造谣惑众，来对抗，他就只能实行舆情管控了。
当他的管控能力，不足以压制国人的反抗能力，国人，就起来暴动了。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身份地位与责任感相匹配的问题。
周厉王作为周朝天子，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而周朝的国人们，他们不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只要自己过得好，他们只要公平。
当这两者不可调和，周厉王就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