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盛世之名天下广闻，立足于整个时代的政治经济，都能够探寻出一丝玩味出来。
唐朝向我们展现出一个令现代人意想不到的繁华盛世，政治上的外交态度保持着强国的大国胸襟，对内的政治更可以衍生出女帝临朝的唯一现象。
在这样一个饱含奇迹的时代，官宦的思想特点随着时代背景下衍生出来的时代条件改变，佛教思想的涌入引起广泛认可和膜拜，在读书人对官宦职位的认识当中洒下教化思想，由此衍生出来的隐逸文化与士宦道路之间的摩擦碰撞成了长安文化体系当中难以忽略的部分。
一、士宦思想：统治者与“棋子”之间情怀的重要线索
1.科举制度：贵族士宦的裂缝
成为士宦的道路对于隋朝之前的平民而言是泡沫一样的幻想，被贵族垄断的士宦职位是辅助权贵稳定身份，保证后代子嗣福祉的手段，但在这样的垄断背景下，必然会产生士宦当中的惰政现象。
皇帝的重要助手不能尽职，垄断现象成为消极现象的重要原因。为了能够广招贤臣，科举制度油然而生，科举制度以才授官的方式突破阶级问题，平民同样有机会成为朝堂一员。
发源于孔圣人的“学而优则仕”思想，落实于政治制度，从隋朝到唐朝的过渡当中，科举制度在被充实的过程当中也涉及了社会板块，在社会流动到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的政策得以确认，相比唐朝的盛衰阶段变换，科举制度基本毫无影响，哪怕是到了藩镇割据阶段，科举制度依然是唐朝十分依赖的人才选拔制度。
朝廷对科举制度的依赖性大大鼓舞了平民积极考取官宦的积极性，其中所包含的儒家思想与科举制度的内容更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催促文人形成始于文书，终于仕途的认识。
2.政治风气：开放积极的政治环境
开放并非单纯形容唐朝的男女风气，更多指社会各层面形成的共同特色。
在政治方面，唐朝环境十分具有包容性，吸纳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入朝为官，统治者思想趋近于君臣团结的政治氛围，相比较于隋朝时期的严苛，唐朝的政治风气激发了文人入朝为官的积极性。
自古以来，商人地位最低，但是唐朝部分阶段也对这些人开放考试机会，能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衍生出来的九品中正制度阴影之下，衍生出这样开放的政治吸纳环境，其中转变也能展现出政治开放且包容的特点。
除去武后临朝时有意授权部分女性一定权力，唐朝其他时期同样也出现许多女宦官的政治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将政治拘泥于帝王贵族之间，唐朝时期已经蔓延到后宫各阶级当中，甚至长孙皇后曾经向皇帝提出防止外戚干政的政治意见，虽然参政能力不一，但是也说明了唐朝政治环境的宽松。
3.宗教感化：佛教思想的渲染
唐朝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保持在拥护的立场当中，政教关系并不如之前一般矛盾重重，唐朝的环境有利于佛教思想的延续，并且也设立多处地方专供寺庙，部分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寺庙深受重视，其院内也会栽种牡丹花。
牡丹花在唐朝时期深受人们追捧，但因其价高的原因一直都作为上流社会独有的奢侈品存在，皇帝以牡丹花为奖励赏赐朝臣不在少数。可见，佛教在唐朝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宗教文化，而佛教思想对于宦官情结又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佛教思想多注重超脱物质束缚的超然思想，全民崇尚宗教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淡泊名利”这种清新自然的风气在官员当中流行起来，官员之间兴起的隐逸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开始成熟发展。
对物质的淡然态度使得文人之间，兴起淡泊名利的物质思想，这就衍生出文人在追逐名利的道路上开始出现随遇而安的思想，同样也有文人利用隐逸文化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淡泊名利风气，来吸引当朝者对自我政绩的关注。
二、隐逸文化：文人与宦官
1.文人的隐逸思想
相比较于后期，诗人喜好组成诗社，彼此之间以作诗来慰藉内心抑郁不得志的伤感。
唐朝的官员所体现出的隐逸之情，更多在于为官风气，“不为五斗米折腰”便能够体现这种高风亮节之感，这与朝堂之间兴盛的贪污腐败风气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风气并没有在唐朝的士官情节当中形成主流风格，尽管当时文人之间兴盛淡泊名利的风气，但是更多的人选择将其作为展现自己的一张名片，而非实质。
隐逸文化多指远离人间烟火，隐藏于山林深处，独自修行的修士，因此，这些人在唐朝给人塑造的感觉，包含深藏不露、淡泊名利的高人形象。
终南山作为当时的隐士聚集之地，在唐朝的史籍当中也可有所耳闻，这种以隐求仕的做法，虽在某种程度上有消极影响，但比较当时的求仕制度便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尽管纵观唐朝由盛转衰的全部过程，科举制度一直是陪伴唐朝的重要选官政策，政治环境和包容性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朝廷的采纳人数却十分有限，往往只有二三十个名额能够成为最终的朝廷官员。
以隐求仕的思想借助于隐士高深莫测的特点，并通过造势的方式来吸引当朝统治者的注意。恰巧这种方式确实符合当时统治者选择官员的一种喜好，他们往往喜欢请一些隐士出山，到朝堂之上有一番作为。
这又形成了从文人到官员之间的又一大途径，也正是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关注，隐士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具有一定的高度，他们大多不注重修行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质量，所以从外观上并不与平民有所区分，但因当时的政治取向受到了各阶层的尊重。
2.宦官的隐逸思想
文人阶段的隐逸思想并没有在成为宦官以后被搁置在旁，相反隐逸文化在唐朝时期的兴盛，反而使得宦官之间也十分流行亦隐亦宦的士宦情结。
亦隐亦宦的思想解决了中国文人的心中一种纠结，能够选择成为隐士必然是耿介之人，受到文化思想的渲染，心中一直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虽然在“独”与“达”两种状态之下，都给出了各自的自主状态，但实际上，他们的心中坚持的仍是独善其身。
唐朝之前，隐逸思想没有得到普及发展，文人与官宦之间的道路在独和达两种状态之间不断徘徊。
寻找不到答案的文人，往往对官员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耿耿于怀，唐朝的隐逸思想对宦官而言，是一种可以短暂摆脱社会纠结的呼吸时间。
3.长安文化中的并存现象
隐逸文化和士宦文化之间的并存，是唐代长安文化体系的重要特色，正是在当时，唐朝足够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之下，才能够实现共存的关系。
当时的文人基本上都沉浸于演艺文化和仕宦文化之间的来回切换状态，又或者像李白一般保持亦隐亦宦的状态。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人思想的一块重病，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文化体系在相辅相成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当朝官员为官之道。
孔圣人所言的学而优则仕，已经不是文人心中固定的标准，隐于终南山，不问朝中事也成为了文人求仕之道。
从后人评价当中不难看出，唐朝此时的饮食文化都呈现出一种消极的文化表现，但是对于在那之前，尚未得到发展的隐士思想而言，反而是一个具有推动能力的前进因素。
两者看似是对立的文化，实际上并非如此，长安文化体系总体得到发展的过程当中，起到互相支持的作用，也正是他们彼此融合的过程，才能够成就我们现在所参考的长安文化。
那个时代中的文人官员留给我们的一种风高亮节的感觉，李白虽然以诗人的形象在现代人的印象当中广为流传，但实际上也是当时统治者极力招揽的政治对象，而诸如此类的文人士官大量存在。
虽然很难确定这部分人都是真正的隐士，但是其对隐士思想的理解和仕途的追求，却在他们的身上实现了统一的并存现象，也是这个因素使得以隐求仕的为官之道变相成为了第二种为官途径。
这样的求取官职道路，也只能够在足够开放的环境下才得以形成，唐朝盛世是历朝历代当中能够形成这样的趋势的唯一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