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唐朝名门世族“五姓七望”在皇权和庶族地主的夹击下走向灭亡

唐朝名门世族“五姓七望”在皇权和庶族地主的夹击下走向灭亡

世家大族的前世今生

隋唐以前的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具体来说,以宗族为纽带的封建大地主大贵族享有政治特权,垄断社会资源。

由于他们世代为官,严格等级,标榜门第,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淀,成为世家大族。

从历史上看,世家大族起源于东汉,高级官僚通过察举制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被称为士族,曹丕在士族领袖陈群的建议下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集团逐渐兴盛,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拥有特殊优越地位。

随着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司马睿在以琅琊王氏首领王导的拥立下建立东晋,因此士族集团在东晋达到顶峰。

在东晋的一百年间,以“王谢袁萧”为首的大族把持朝政,形成与司马氏皇族共治天下的局面,尤其是谢安为首的陈郡谢氏主导淝水之战,取得对前秦的大胜,对东晋有再造之恩,士族阶级声望达到顶点。

南北朝时期,从宋武帝刘裕开始,为了加强皇权,逐渐剥夺士族集团的政治军事权力,随着侯景之乱的爆发,使士族遭受沉重打击。

但凭借深厚的社会积淀,士族阶级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央政权形成掣肘。

到了隋唐,以李、崔、卢、郑、王等五姓七望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始终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并伴随大唐走过近三百年历史。

不过终唐一朝,这些大族命运多舛,上有皇权、关陇军事集团打压,下有庶族地主、藩镇军阀排挤,直到唐末黄巢起义,世家大族彻底被扫荡一空。

所以,北宋代唐不仅是简单的朝代更替,更是以身份认同为特征的世族社会被以耕读传家为特征的庶族地主社会所取代。

尊贵的“五姓七望”——世族中的世族

五姓七望,又称五姓七族,是当时所有世家大族中最尊贵的五支,分别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当我们扒一扒这七大家族的背景会发现,即便放在今日也是数一数二的实力。

首先是陇西李氏,该族是以陇西郡为郡望的李姓士族。

在东晋十六国时崛起,公元400年,家族建立西凉政权,西凉灭亡后,家族迁至关东出仕北魏,从此跻身北朝一流士族之列,成为唯一出于西州而影响中土的大族。

唐朝建立后,李姓成为皇姓,李唐皇族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真实性有待考证。该族在唐朝产生八位宰相,比较著名的是太宗时期位居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李靖、文宗时期发动甘露之变的李训。

其次是赵郡李氏,先祖是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魏晋时期跻身士族,在东魏北齐时期成为北方一流高门。

在唐朝出了九位宰相,比较出名的是辅佐宪宗平定藩镇,创造元和中兴的李绛,以及辅佐武宗实现会昌中兴的杰出政治家李德裕。

第三是博陵崔氏,源自姜姓,是西周姜太公后裔,因封地崔邑而受姓崔氏,先祖崔朝在西汉昭帝时任侍御史,后代时代为官,东汉时跻身名门,在北齐北周时上升为一流士族。

唐朝290年历史产生宰相十六人,平均不到二十年就出一名宰相,中晚唐时被社会公推为“士族之冠”。

第四是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同门同祖,西汉时定居于清河郡。

族人崔琰、崔林在曹魏时期分别担任尚书令、司空等中枢要职,崔氏成为关东望族,南北朝时达到极盛,号称“门榜盛于天下,鼎族冠于海内”。

在唐朝出了十二位宰相,像辅佐宣宗开创大中之治的崔慎由,唐末联合朱温诛杀宦官的崔胤,该族与唐朝的关联贯穿始终。

第五是范阳卢氏,同样源自姜姓,是姜太公后裔,因封地卢邑而受姓卢氏。

始祖是东汉末年儒学家卢植,是配享孔庙的二十八位大儒之一,三国时族人卢毓位至曹魏司空,其后卢氏家族累居高官,北朝时期卢氏分别担任西魏、北齐、北周三国帝师,号称“北州冠族”。

在唐朝出了八位宰相,像高宗时期的卢承庆、玄宗时期的卢怀慎都是社会声誉、道德情操极高之人。

第六是荥阳郑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郑国,到西汉景帝时,族人郑当时担任大司农,家族开始崛起。

到东汉时发展为高门望族,北魏时期成为与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等并列的士族,唐朝出了十二位宰相,比较著名的是唐中后期牛李党争的李党领袖郑覃。

第七是太原王氏,源自姬姓,其先祖可追溯至东汉司徒王允。

魏晋时期家族达到鼎盛,曹魏西晋有四人位列三公,东晋有十人官至中书令、侍中等宰相职务,家族地位十分显赫,然而南朝时期遭到刘裕集团的打击,从此沉沦。

唐朝仅有王浦一人在昭宗时期担任宰相,不过作为一流望族,还是凭借深厚底蕴孕育出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等一批顶尖诗人。

以上就是唐朝顶尖世族“五姓七望”的背景,由于宗族过于显赫,以及等级观念的根深蒂固。

五姓世族与其他世族、庶族地主有极深的鸿沟,他们傲慢地进行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

如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范阳卢氏又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

中宗宰相薛元超曾感叹:

“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

要知道薛家是“关中四姓”之一,也属于世家大族,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见其影响。

可在当时,别说是宰相,就算是皇室也依然不入他们的法眼。

唐文宗曾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能把他的孙女嫁给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出身清河崔氏的崔某。

为此文宗无语:

“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不过“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任何事物都要经历盛极而衰的规律,何况是内卷如此之深的“五姓”。

禁婚诏与科举制——李唐皇权对“五姓”世族的严厉打压

唐朝建立后,“五姓”世族虽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已被李唐皇室所忌惮。

“五姓”作为传统山东世族,在中原拥有极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而出身关陇的李渊家族显然在这传统政治生态圈之外。

为了巩固李唐皇权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虽然冀希望“五姓”的支持,但更多的是政治打压。

太宗李世民尤其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曾说:

“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同时批评其存在妄自尊大、婚假奢靡、败坏风俗等问题,在修订《氏族志》时,特意抬高皇室,压制“五姓”等山东士族。

虽然未伤及其分毫,但却是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高宗李治继位后,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形式颁布禁婚诏:

“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当然,李氏皇族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建唐功勋“关陇军事集团”的政治需求。

关陇集团发迹于北朝关陇边境六镇,其势力根基是西魏时期的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北周宇文氏、隋朝杨氏和唐朝李氏都出自关陇贵族。

与带有文人儒士风格的“五姓”山东世族不同,关陇集团是世代戍守边关的军旅武将,本质上是军事化封建地主利益集团。

他们与北方游牧部落杂居,有鲜明的尚武和少数民族的豪放气质,比如唐朝李氏就带有鲜卑族血统。

关陇集团和山东世族作为一武一文,统治理念和阶层性质的差异注定无法兼容,所以李氏皇族和关陇集团必须对“五姓”一边拉拢一边遏制。

武则天统治后将打压世族推向高峰,早在武则天称帝前,就已联合李治扳倒太原王氏出身的王皇后。

要知道封建王朝的皇后废立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事件,它关乎皇权发展的动向,也是皇族和皇后母族的政治联合的标志。

李治废后对太原王氏以及山东世族是一次不小的政治打击,武则天执政后更是釜底抽薪,大力推行科举考试制度,提拔庶族地主出身的朝臣。

而“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所以我们发现玄宗以前“五姓”等世族出身的宰相十分稀少。

比如清河崔氏只有两人为相,至于中晚唐世族宰相为什么增多,我们后面再讲。

武则天在提拔庶族的同时,又利用庶族打击世族,比如庶族宰相李义府重修《氏族志》,主张不论门第,凡得五品官以上者皆入士流。借此侵夺、拉低“五姓”声望。

在皇权打压下,到盛唐时期,“五姓”在政治上已无任何优势。

庶族地主阶级崛起对“五姓”的政治冲击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五姓”世族发展了几百年,其衰落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世家大族凭借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逐渐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其他四姓望族出身的宰相也大部分是在中晚唐后。

不过科举毕竟为庶族登上政治舞台提供相对公平的途径,不断有人占据高位,打破世族垄断。

最早应追溯到开元时期的杰出宰相张九龄,他以超强的远见卓识和突出的政治能力让李隆基对其刮目相看,以至于张九龄去世后,李隆基对宰相推荐之士,总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中唐以后,庶族地主势力开始壮大,并与世族展开激烈斗争。最明显的就是牛李党争。

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为领袖的代表“五姓”世族的李党之间展开争斗。

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

斗争起因是唐宪宗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遭至赵郡李氏出身的宰相李吉甫的嫉恨,牛李二人也没有受到提拔。

后来在大臣们为牛僧孺等人的鸣冤叫屈下,宪宗才让他们出仕。

821年穆宗执政期间,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时任翰林学士,向穆宗反映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考中的进士是舞弊而来。

穆宗派人复试,李宗闵的女婿落选,李宗闵本人也被贬官,从此德裕、牛李各分朋党,相互倾轧。

从穆宗到文宗的十几年间,两大势力此消彼长,互有胜负,牛增孺等入朝为相时,李德裕就被外贬节度使,李德裕为相时,牛增孺就外出担任节度使。

840年唐武宗继位,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朝为宰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牛党被排斥出朝廷之外,其领袖牛僧孺、李宗闵被贬职流放。

846年,宣宗即位,为了夺回朝政大权,贬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提拔白敏中等牛党为宰相。

从846年至849年,李宗闵、牛增孺、李德裕先后病逝,牛李党争以牛党微弱优势胜出。

从此世族集团在政治上不再保持对庶族的压制,并逐渐衰弱。

同时促使“五姓”衰落的还有三个因素:

一是内部的不团结,在文宗时期出身陇西李氏的宰相李训为了控制朝政,竟然拉拢牛党排挤李德裕。

另外“五姓”内部互相攀比,比如博陵崔氏与清河崔氏、陇西李氏与赵郡李氏,且都是前者超越后者。

二是庶族地主以武统文。从南北朝到隋唐,世族集团虽然牢牢掌控朝堂,但他们不喜欢武事,认为“屈志戎旅”有损门第,只愿做文官。

这就给了庶族地主通过军功跻身政坛的空间,大批庶族凭借军功,执掌兵权,成为封建国家倚为“御侮戡乱”的柱石。

不过世族可没有领悟“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道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节度使们掌握军权之后,进而谋求政权,极大挑战世族集团的主导地位。

即使在文官方面,世家大族也无法把庶族完全排斥于政权组织之外,很多庶族通过科举选拔进入中枢,世族集团在中央和地方受到庶族的围追堵截。

三是宦官干政,安史之乱后,宦官这一古老的政治力量自汉末沉睡以来,又迎来重新崛起的机会,其专权程度日甚一日。

从穆宗以后的八位皇帝有七位是宦官拥立,甘露之变中,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斩杀李训等宰相集团。

世族朝臣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完全落败,此后宰相已完全沦为宦官附庸,世族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挤压,日益举步维艰。

黄巢起义——对“五姓”世族的致命最后一击

不管是皇权宦官也好,藩镇庶族也罢,他们对“五姓”世族最多是打压排挤,使其衰弱而已,世族们仍可以凭借几百年积累的社会政治资本保证生命的延续。

但是唐朝后期发生的黄巢起义却成功埋葬了“五姓”世族,黄巢起义起止于878年至884年。

起义领袖黄巢出身于盐商家庭,少年时精于骑射,略通诗书,但成年后却屡试不第,后来关东发生大旱,官吏强迫百姓缴租税,服差役,黄巢带领走投无路的百姓揭竿而起,武装叛唐。

黄巢起义是唐末民变中历时最久、遍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农民起义。

他们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避实攻虚,走遍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地,转战唐朝近半江山,破坏力十分惊人。

最大的恐怖之处就是世界之最的食人记录,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中原十几个州的百姓都被吃掉,白骨皑皑,赤地千里,严重动摇了帝国根基。

虽然起义最后失败,但皇权已经名存实亡、宦官集团实力损失殆尽,世族也未能幸免。

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世族和它创建的社会秩序全面崩塌。

唐末宰相崔胤是“五姓”世族最后一位宰相,在勾结地方军阀朱温剿灭宦官后,自己也被朱温杀害,“五姓”士族时代从此湮没于历史尘埃,不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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