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任（1435—1449年）和第八任（1457—1464年）皇帝。
他继位初期的明朝已经历永乐盛世、仁宣之治，整个帝国海内清平、经济繁荣。
他的父亲宣宗皇帝朱瞻基给他留下一个不错的班底，内有精明强干的太皇太后张氏听政，外有深沉干练的“三杨”内阁辅政。
但是朱祁镇却无心理政，只顾享乐，信任大宦官王振，在他的纵容下，大明朝纲败坏，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
1449年朱祁镇在王振怂恿下出兵瓦剌，惨败于土木堡，大明二十万精锐大军被消灭殆尽，本人也被俘虏。
后来虽被迎接回京，但却被他的弟弟明代宗朱祁钰软禁近八年，1457年朱祁镇策划夺门之变，废朱祁钰，重新登基。
然而夺位后的朱祁镇依然不思悔改，杀掉于谦等一大批忠良功臣，重用曹吉祥、石亨和徐有贞等奸佞，民间爆发了数十万的流民起义。
导致朱祁钰时期恢复的国力再度受创，大明朝政走向衰败，可以说明亡始于英宗，朱祁镇是大明王朝的第一个掘墓人。
朱祁镇是如何把大明朝廷玩坏的
朱祁镇出生于1427年，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也许是出于对嫡长子身份的看重，朱瞻基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就立其为太子。
1435年朱瞻基驾崩，朱祁镇继承大统，是为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初，大明朝经历洪武、永乐及仁宗、宣宗四朝的恢复发展，尤其是他的爷爷仁宗朱高炽和父亲朱瞻基。
他们执政十年实行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等政策，使国家走向更高的盛世，这时期也被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史称仁宣之治。
到朱瞻基临终前指定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三位内阁元老重臣辅政，太皇太后张氏听政。
其中杨士奇等三位阁臣在朱高炽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为其出谋划策，朱棣执政时期为翰林学士，并进入内阁成为辅政大臣。
此后历经朱高炽、朱瞻基，到朱祁镇继位时已是四朝元老，在朝中具有极高声望和政治影响，史称“三杨”。
另外“三杨”不仅是忠诚的太子党，他们担任内阁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得大明朝国力鼎盛，是仁宣之治的最大功臣。
在“三杨”的影响下，内阁从朱棣时期的秘书机构壮大为类似宰相的文官之首。
而太皇太后张氏作为朱高炽的皇后，朱瞻基的生母和朱祁镇的祖母，地位十分尊崇。
早在朱高炽时期就是十分得力的贤内助，到朱瞻基时期，朝廷大事多有决断，张氏不仅能力超强，而且性格正直，虽然大权在握却不重用自家人，甚至不允许外戚干预国事，成为朝廷秩序稳定的基石。
所以在朱祁镇继位之初，张氏与“三杨”配合默契，治国有道，大明朝颇有一番欣欣向荣之态。
然而在这一完美的辅政架构下，却有一致命短板，那就是他们年龄太大，“三杨”已是花甲古稀之年。
正是因为整体年龄结构过老，才让奸佞小人钻了空子，这个人就是王振。
王振在朱祁镇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在其身边，教授他读书写字，两人亦师亦友，朱祁镇称呼王振为先生或伴伴。
而王振却十分善于伪装自己，凭借察言观色和讨好巴结，博取朱祁镇的信任，在朱祁镇继位后，王振就被提拔为宦官集团中地位最高和权力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
不过王振还是很谨慎的，除了“三杨”朝中势力根深蒂固，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太皇太后张氏。
张氏眼光十分毒辣，对王振的小心思看得一清二楚，三天两头就把王振叫去骂一顿，有效地遏制王振，使得王振在她掌权的时候不敢有所作为。
然而好景不长，1440年杨荣去世，1443年太皇太后张氏逝世，王振失去了擅权的最大障碍。
凭借朱祁镇的信任，其势力开始急剧扩张，年近八旬的杨士奇已无力阻挡，不久王振借杨士奇之子杀人，对杨士奇大加弹劾，最终将其扳倒清出内阁，1444年杨士奇去世，1446年杨溥去世。
随着三杨和太皇太后张氏的逝去，王振开始兴风作浪，大权独揽，谁顺从巴结他，就会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违背忤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相比于权，王振更喜欢钱，一些人为了升官发财，每次都向王振送礼。
更有一些无耻之徒，为了讨好王振，极力帮助王振收礼，并当众公布礼物数目，结果就是送礼者得到提拔，没有送礼者受到处罚。
于是人们纷纷向王振送礼，多至千金，少的百金左右，以至于向王振送礼成了宫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最后发展到如果有人不送礼，就会受到惩罚。
而朱祁镇对这一切却熟视无睹，放任王振胡作非为，在朱祁镇看来，只要顺从听话就是忠臣，哪管是非对错。
在朱祁镇和王振的糟蹋下，大明朝政日趋腐败，官员骄奢淫逸，广收贿赂，大肆勒索百姓，土地兼并加重，社会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激化，明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土木堡之变——由盛转衰的标志，大明有史以来最屈辱一战
蒙古历来是中原王朝的战略对手，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北征驱逐鞑虏，定鼎中原 朱棣迁都北京，五次北伐，奠定天子守国门的基础。
蒙古在明朝两任英明帝王的打击下走向衰弱，分裂为瓦剌和鞑靼，仁宣两朝作为承平时代，很少对外征战。
瓦剌在首领也先的带领下逐渐强大，在朱祁镇继位时开始南下侵扰明朝疆域，还经常以朝贡为名，骗取明朝的各种赏赐。
而此时的朱祁镇不到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加上祖母和一干老臣都已离世，自己终于可以一展拳脚了。
而瓦剌如此放肆，朱祁镇认为这恰恰是其表现的时机，他想像曾祖父朱棣那样征战沙场，扬名立万。
王振借此鼓动并建议他御驾亲征，于是朱祁镇和王振这两个久居深宫大院的纨绔君臣不顾朝中大臣反对，临时纠集京师附近二十万大军，对外号称五十万，攻打日益崛起的瓦剌。
由于朱祁镇从来没有带过兵，再加上军队是临时拼凑的，各项准备均不足，上下一片混乱，朱祁镇名义亲征，但军务大事全由监军太监王振决定。
将领处处受王振节制，无法指挥作战，而王振又不懂军事，指挥接连失误，致使明军屡战屡败，一路伏尸蔽野。
再加上天气恶劣，风雨交加，军队士气极其低落，随军大臣将领纷纷建议朱祁镇撤军，而朱祁镇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发现带兵打仗完全是个苦差事，压根不像自己想象的那般浪漫。
于是朱祁镇下令撤军，王振这个搅屎棍为了顾及朱祁镇脸面，觉得出征多久就悻悻回师，太丢脸，他便建议绕道蔚州，因为王振老家就在蔚州，他心想要是皇帝跟自己回乡，岂不是比衣锦还乡还吐气扬眉！
可恰恰蔚州距离大同非常近，瓦剌大军正在逼近大同，可不是闹着玩的，王振的举动遭到群臣激烈反对，而朱祁镇竟为了体恤王振，便给了他露脸的机会，于是大军开拔前往蔚州。
不料王振心血来潮，担心大军过处踩踏自己家的庄稼，又建议按照原路撤军，等到大军行至怀来附近，辎重反而没有赶上，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候。
就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瓦剌大军追上明军，将朱祁镇等人困在土木堡，掐断水源，使明军军心动荡，随后也先又假意议和，明军上当，也先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毫无准备的明军秩序大乱。
瓦剌铁骑进入明军阵中肆意砍杀，早已无心恋战的明军丢盔弃甲，在慌乱中自相践踏，一时间血流成河。
经此一战不仅明朝二十万大军被全歼，另有靖难功臣张玉的儿子太师英国公张辅，一名侯爵、四名伯爵、两名尚书、三名侍郎等五十二名朝臣勋贵被杀。
恶贯满盈的大太监王振在乱军中被护军将领樊忠锤杀，朱祁镇本人也被瓦剌俘虏，明朝远征军遭遇自开国以来第一次惨败。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元气大伤，明朝军事力量再也无法回到太祖成祖的巅峰时期，从此明朝的边防政策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
另外，经此沉重打击，明朝朝廷如惊弓之鸟，社会一片哗然，内外矛盾更加激化，大明朝的统治由此开始走下坡路。
夺门之变——朱祁镇二次误国，大明国势继续下坠
朱祁镇被俘后，也先想借其名义招摇撞骗，可惜遭到大明朝廷有力回击。
以兵部尚书于谦为首的大臣们在孙太后的支持下，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也先恼羞成怒，挥师攻打北京，却被于谦击败，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标志着明朝避免北宋靖康之难的覆辙，于谦力挽狂澜得以使险些倾覆的大明能够续命。
1450年朱祁钰正式改元景泰，是为明代宗，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瓦剌无法从朱祁镇身上得到好处，又多次被明军打败，于是派人南下求和。
而礼部左侍郎杨善受朱祁钰委派出使瓦剌时，未经朱祁钰批准就将朱祁钰接回来，就这样，羁留塞北一年之后，朱祁镇踏上回乡之路。
回到北京后，朱祁钰将其软禁在南宫，一禁就是七年，而朱祁钰在位期间，重用大臣于谦等人，治理国政，颇为有序，大明国力慢慢恢复。
可在1457年朱祁钰突然病重，卧床不起，再加上没有子嗣，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这期间几个政治投机者武清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以及原王振门下太监曹吉祥等人开始密谋拥立朱祁镇复位。
1457年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徐有贞率兵千人将南宫大门撞开，劫走朱祁镇，当日早朝时分，徐有贞当着所有大臣的面高声宣布太上皇已经复辟。
被蒙在鼓里的公卿大臣目瞪口呆的看着朱祁镇再次端坐在宝座上，重新成为大明皇帝。
可是饱经风霜的朱祁镇并没有在这七年中有所悔悟，反倒变本加厉，残害朱祁钰时的忠良大臣。
复位当日就逮捕兵部尚书于谦，不久将其杀害，与于谦并肩作战或被其提拔的朝臣也被罢免或贬官，并重用曹吉祥等宦官，以及锦衣卫指挥使门达等奸臣。
在朱祁镇的纵容下，他们制造冤狱，残害大臣，更过分的是，朱祁镇还下诏为王振正名，并以香木为其雕像，祭葬招魂。
在朱祁镇眼中，可能只有王振是纯粹的忠良，在朱祁镇错误愚蠢的治国理念下，景泰时期好不容易恢复的社会经济再度遭到破坏。
而且除了土木堡之变中惨死的朝廷官员，以于谦为首的一大批忠诚有能力的大臣也被杀害，明朝政治人才出现严重断档。
再加上朱祁镇信任宦官，朝政自此陷入衰败，仁宣以来打下的良好政治底子几乎被摧毁，自此大明朝由盛转衰。
小结
从土木堡之变和朱祁镇的胡作非为可以看出，内阁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尤其是“三杨”老去以后，内阁不仅无法约束皇帝，甚至被太监王振踩在脚下，这从侧面充分说明明代专制皇权的弊端。
公元1464年朱祁镇驾崩，在他的遗诏中明确废除了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宫妃殉葬制度，或许这是他一生中糟糕执政表现的灵光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