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漫长的五千年历史长河，我们往往将强汉盛唐作为民族的骄傲，宋朝尤其是南宋却被贴上“弱宋”的标签，但是如果选择一个普通人生活幸福的朝代，那绝对是南宋。
因为很少有人知道，南宋的经济实力以及富裕程度远高于前朝盛唐，也远超出后世所谓的“康乾盛世”。
因为评价人们生活是否幸福，不是建造多少辉煌的建筑，也不是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吃的饱不饱，穿的暖不暖，以及宽松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一点南宋做到了。
强如汉朝，有黄巾起义和绿林赤眉之乱，盛如唐朝，有黄巢起义和藩镇割据，而终宋一代鲜有农民起义，亡国之际，大宋军民还上演了襄阳保卫战、崖山海战等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反抗事迹。
前言
1127年，宋徽宗之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建立南宋并称帝，是为宋高宗，迫于金人的军事压力，高宗赵构于1138年迁都杭州，改称临安，算是保住了大宋江南半壁江山，直到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朝廷流亡南方，1279年崖山海战宣告灭亡，共历经九帝，国祚152年。
“苏湖熟，天下足”
农业是衡量古代王朝发展水平的根本，随着宋室南迁，中国历史上完成了第三次北人南迁的人口大迁徙。
人口的增多导致大量土地被开垦，水利田和梯田的开发，沿边屯营田的开垦，扩大了农田面积，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
同时，先进的农业技术经验也被带到南方，并有了进一步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比北宋及前朝更加发达，精耕细作耕作模式得到推广。
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粳稻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
南宋还大力发展江南圩田经济和水利建设，使得该地区土地利用率和农业产量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从而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突飞猛进，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
粮食单产和总产大幅提高促进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园艺及经济作物的扩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南宋农业经济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景象，南宋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高，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由于人口的迁徙和农田的扩大导致租佃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南宋农民可以自由地迁徙，甚至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
农民凭借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从事生产劳动，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力，租佃经济成为南宋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我们不妨用数据来衡量南宋经济发展水平，南宋耕地总面积为688-700万顷，与上世纪五十年代持平，南宋粮食总产量在孝宗时1400亿斤，人均2000斤，是1980年代的2-3倍。
以现代流行的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两宋平均在48%左右，两汉和民国则在70%。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宋朝百姓衣食无忧，也许消费层次不高，但至少不会饿肚子。
士农工商，无分贵贱
从秦以来，历朝历代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在宋代尤其是南宋，实施“农商并重”的国策，商业与农业同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
南宋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商品交换活动遍及城乡，远至海外，在商品流通日益繁忙的基础上形成了通畅的商业网络，出现临安、成都等全国性的著名商业大都市，冲破了长期以来“市”、“坊”分离的封闭式坊市制度。
商品交易规模的庞大，使得各类市场纷纷涌现，比如:按集市的商品特色分有茶市、酒市、药市、灯市、书市、花市、鱼市、马市等专业市场，按集市的时间又可分为早市、日市、夜市等，在农村还有草市、山市、野市、水市等。
南宋时期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要知道，两汉、唐朝和清朝的农业税占到70%以上，而南宋仅为30%。
在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雇佣制度代替了强制性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
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不仅推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在海内外贸易方面，南宋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
南宋时期对外贸易港口近20个，带动一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也未能再现。
与宋朝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从唐朝的三十余个增至五十八个，商船最远已经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
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0%，南宋末期人均收入折合现在为585美元，与我国1980年持平，当时最大的城市临安和成都人口已过百万。
除了商贸，纺织业是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统治区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朝廷每年得到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达到一千万匹以上。
南宋的科技成就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不断应用于商业、航海和军事领域。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指南宋时期取士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甚至是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
南宋确认左右宰相为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相权的集中导致南宋不断出现权相，宰相的私人宅邸成为朝廷决策的中心。
权相的“堂贴”或者代书“御笔”乃至私人信函成为最高的政令指挥，社会和官场对权相的认知也发生变化，出现“言相不言君”的现象，皇帝趋向于虚位化。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宋人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普通民众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参与各种民事活动，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推向高峰。
南宋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为人与人之间的土地交易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环境，极大的刺激了土地交易市场的繁盛，随着土地流转加快，司法越来越关注这些逐渐复杂化的不动产纠纷，调解等民事诉讼制度趋于完备。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巅峰时期，宋代统治者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
南宋官学私学皆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学校的兴盛加快了文化在下层社会的普及，提高了社会的文化水平。
在思想文化上，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等主要学派开创了浙东学派的先河，学派之间互争雄、欣欣向荣的景象维持了近百年，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
南宋文化发达的另一标志就是书院的极大发展，南宋历时3年，创建书院总数达473所，是唐、五代十国、北宋的总和的三倍多，南宋作为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和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并成为南宋一项重要文化教育制度。
小结
总之，南宋虽然外患深重，统治者偏安一隅，但经贸高度发达，重心完成了历史性南移。
思想学术和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理学成型确立正统地位，并向海外传播，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
同时，南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的一些特征：市民阶层形成、雇佣关系和城市化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大交融。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文艺复兴和经济革命的意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