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公元299年至306年，西晋爆发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司马氏诸王互相攻伐，一时间生灵涂炭，社会动荡。
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趁中原内乱之际，大举南下入侵，纵兵大肆劫掠，残酷屠杀汉人。
从307年至311年，北方士族百姓为了躲避战乱，纷纷渡江南下，中原迁至长江流域的超过百万，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士大夫和贵族阶层。
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在北方世家大族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兄弟支持下，于317年在建康登基为帝，是为晋元帝，所建立的王朝被称为东晋。
由于东晋是门阀士族政治，皇权从士族集团中产生，尤其在东晋初期，琅琊王氏成为保证司马氏政权运行的主导力量，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王与马 共天下”。
琅琊王氏的由来
琅琊王氏是当时中原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从汉代至魏晋的四百年间生活于山东琅琊，所以以郡为名，称“琅琊王氏”。
这一世族的奠基者王吉在汉宣帝时为博士谏大夫，因其为官清廉，敢于直言劝谏而闻名于朝，王氏的开端从此而来。
到汉成帝时，王吉的儿子王骏升至御史大夫，西汉末年，王吉的孙子王崇已官至大司空。
虽然王氏一门已位极人臣，但王氏祖孙三代却始终秉承忠君爱国的赤诚之心，恪守臣子本分，贤明之名广泛流传，甚至王崇因为不愿意依附王莽而被毒杀。
之后王莽新朝在绿林赤眉的起义大军浪潮中被推翻，刘秀建立东汉后，王崇的儿子王遵被嘉奖忠义，拜太中大夫。
从东汉到魏晋，王氏家族延续前辈的辉煌，世代在朝为官，而且王氏以忠孝立足于世。
比如:魏晋时期担任过司空、太尉、太保的王祥侍奉后母朱氏极孝，是传统文化中二十四孝之一“卧冰求鲤”的主人翁。
他的弟弟王览则是“二十四悌”之一“王览争鸩“的主人翁。代表门阀士族阶级的西晋建立后，琅琊王氏的地位和声望迈上新的台阶。
此时的王氏已走过四百年光辉历程，什么“富不过三代”之类的魔咒在王氏一门不知被打破多少代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的爆发让这个百年家族第一次遭遇生存的挑战。
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家族中出现有史以来的最强“传人”王导，王氏在他的推动下走向强盛，“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正式到来。
王导:执掌朝政二十年，被皇帝敬拜的宰辅
公元276年，王导含着金汤匙出生，他的祖父是二十四悌之一的光禄大夫王览，父亲王裁，官至镇军司马。
少年时王导就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见识器量，长大后，王导没有像父辈那样在朝廷任职，而是活跃在家乡交朋好友，并结识了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
也就是后来的东晋开国君主，青年时期的王导对当时的朝局就有了精准的预判，即西晋一定会大乱。
为了施展抱负以及保全王氏，王导必须依靠司马氏皇族，他把赌注下在司马睿身上，并全心全意辅佐他，司马睿也非常信任器重王导，两人情同挚友。
305年，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王导被其邀请担任安东将军司马，29岁的王导正式进入仕途，掀开了自己光辉璀璨的一生。
307年，司马睿在王导的建议下，出镇建业（今江苏南京），王导举家跟随其南渡，琅琊王氏也从地域符号变成政治称谓。
南渡后，为了打造北方士族主导的政权，王导着手进行政治布局。
第一步是联络原东吴南方士族，征诏南方士族领袖顾荣、贺循入仕，使吴地士族望风归附。
第二步是趁五胡乱华之际，大力吸引北方士族南下，招揽人才，强化北方士族集团在南方的影响，平衡南北方士族的力量。
第三步是结合江左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特点，辅佐司马睿，励精图治，劝勉农桑，清净无为，休养生息，经过几年的治理，江左地区呈现出一片安宁繁华景象。
王导也越发受司马睿的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日益深厚，朝野之中甚至称王导为“仲父”。
318年，司马睿即皇帝位，建立东晋。王导作为中兴元勋，又有拥立之功，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他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随后又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
在受百官朝贺时，司马睿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而王导却保持着王氏一贯的谦虚作风，再三辞让不敢接受。
319年，王导担任太子太傅，同时在他的推动下，设置史官，这是中国破天荒头一次。
所谓“鸟尽弓藏 兔死狗烹”，王氏的显耀开始让司马睿感受到一丝威胁，再加上不满王导的哥哥，镇守长江中游的大将军王敦的骄横，司马睿决定削弱王氏势力。
首先提拔与门阀士族对立的大臣刘隗、刁协，疏远王导，然后任命东吴旧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刘隗为镇北将军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伐石勒，实际上却是对付王敦。
但王导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不过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王导已经有了谋划。
一面默许王敦来“清君侧”。322年，王敦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由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戴渊、刁协，刘隗逃奔石勒，一举击溃反对王氏的政治势力。
另一面王导率族中兄弟子侄二十余人，每天天亮时到台阁处等待论罪领罚。可是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司马睿也只能以此下个台阶，与王导重归于好。
323年，司马睿在忧愤中死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辅政，改任司徒。
王导虽然权倾朝野，但原则性很强，在族兄王敦想要谋权篡位之时，王导坚定站在帝室立场坚决反击，并扫平王敦叛乱，王导因此进位太保，司空职务继续保留。
325年，司马绍病死，四岁的晋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以顾命大臣身份继续辅政。此时的王导已是三朝元老，位极人臣，威望达到顶点。
年幼的司马衍每次见到王导都要下拜，在给王导的诏书上甚至写着“惶恐地说”这样的话，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则称“敬问”。
由于王导年龄渐老，每年正月初一，王导入朝，司马衍都要亲自起来迎接，并以家人礼拜见王导的妻子曹淑。
338年，王导晋升太傅，又拜丞相，依照汉朝制度，直接罢去司徒之设，职权重归于丞相，丞相职务从汉武帝到东晋的四百年间一直被“束之高阁”，终于在王导时期再次归位。
339年，六十三岁的王导病逝，司马衍举哀三日，丧事礼仪比照汉代大司马霍光之例。
王敦: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霸道权臣
王敦出生于266年，比王导年长一岁，与谦虚低调的弟弟不同，王敦喜好清谈，善于评鉴人物。
而且在个人发展上，王敦积极参与朝廷政治，没有王导那么特立独行。
王敦长大后迎娶晋武帝司马炎之女襄城公主为妻，担任太子舍人。此后王敦卷入八王之乱，先是依附司马伦，然后又转投司马冏，晋惠帝司马衷复位后，王敦又升任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大鸿胪、侍中。
此时北方胡人少数民族兴起，大有入主中原之意，王敦审时度势，与族弟王导一同南渡，帮助司马睿在江东站稳脚跟，获取江东士族的支持。
南渡后的王敦把精力主要放在军务和平叛上，从311年至315年，王敦先后平定江州刺史华轶、镇压巴蜀杜弢等流民造反，稳固了司马睿的偏安政权。
318年，王敦升任大将军，加侍中、江州牧，整个长江中游均在其掌控之中，然而不久，权势如日中天的王氏就遭到司马睿的猜忌。
322年，王敦在武昌起兵，以讨伐奸臣刘隗的名义东攻建康。司马睿哪里能忍，表示要亲率大军与其决战，可是司马睿实在低估王氏的力量。
东晋本身就是门阀士族的拥立下建立，王氏不仅是士族集团的首领，而且门生故旧遍布朝堂，更何况司马睿起用的刘隗本身又没有大族背景，一旦王氏失势，必然冲击士族集团的政治地位。
所以当时大部分门阀士族对王敦起兵态度暧昧，出身太原温氏的温峤甚至表示王敦事出有因，不算过分。
在得不到士族的支持下，司马睿只能命令刘隗、戴渊等少数力量反攻，最后都大败而回，刁协伏诛、刘隗北逃，朝中“奸臣”全被清除，但王敦依旧大兵压境。
司马睿无奈，只得向王敦求和，王敦本想继续进军，取而代之，但因王导反对，只能作罢。
最后王敦取代王导的地位，成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至此，朝政大权尽归王敦，司马睿被彻底架空。
不过王敦在此之后回到武昌，遥控朝政，司马睿在第二年抑郁而终。
随着王敦权力的膨胀，曾经取司马氏而代之的想法再次表现出来，竟然想以不孝之名将新继位的司马绍废黜。
可能是他的行为太过分，连支持他的温峤等士族大臣都强烈反对，最终王敦未能得逞。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323年，王敦率大军出发屯驻于于湖，自领扬州牧，直接控制了京畿地区，准备公开造反。
这次连王导都看不过去了，直接率领军队亲自讨伐王敦，与王敦做出政治切割。
此时恰逢王敦病重，为了消除将士对王敦的畏惧，王导与司马绍商定，宣称王敦已死，王导则率宗族子弟为其发丧。
晋军将士对王敦的“死讯”信以为真，士气大振，大败王敦叛军，王敦震怒，想亲自督战，但因病重乏力而未能成行，最终在重病愤恨交加中死去，终年五十九岁。
王敦死讯传开后，叛军土崩瓦解。与王导去世的隆重相比，王敦要凄惨得多，他死后，司马绍命人起出王敦的尸首，焚毁其衣冠，摆成长跪的姿势斩首鞭尸，随后将他的的首级悬挂在城南示众。
从“王与马，共天下”到淡出权力中心
琅琊王氏兴起于西汉中期，发展于魏晋，在东晋初期达到鼎盛。
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赖王氏家族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
在此期间，王导王敦一内一外，王导主内，掌管朝政，领导南北士族，政令己出。王敦主外，掌控兵权，四处征伐，坐镇荆州，控制建康。
王氏子弟占据朝中各个要职，琅琊王氏与司马皇室力量势均力敌，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随着王导的故去，以及以谢安为首的陈郡谢氏的崛起，王氏开始衰弱，并逐渐淡出权力中心。
但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名望，却是其他家族无法取代的，只有谢氏家族可与之齐名，被后人合称为王谢。
到了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明显是声望高于实力，王氏家族的后人从政治转向文坛，在伦理、国典和文学艺术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齐梁时期的王俭就是一代儒学宗师，王融、王籍等都是当时知名的诗人，以及我们熟知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的兴起，以及安史之乱，门阀士族的时代宣告谢幕，琅琊王氏的辉煌已不复存在。
虽然王氏家族在唐朝出过王方庆、王睿、王玙、王抟等四位宰相，但与魏晋南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相对比，已是沧海一粟，在历经七百年的沧桑风云后，琅琊王氏最终成为历史天空的一颗繁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