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许多王朝之中，都会设立多“京”，耳熟能详的如汉、唐两代的“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宋代有“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西京”河南府和“北京”大名府；明代也有南京和北京……而实际上，唐代除了“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之外，还曾短暂地设立过“中都”，即蒲州。
通常而言，在一个地区设置都城，会考虑到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地位是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蒲州这样的地方，似乎与长安、洛阳、开封等地的地位并不相当，既然如此，蒲州是如何被设置为“中都”的，又为何维持不久即被废除？
一、蒲州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1、初唐时期统治者对于蒲城的认知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即公元617年），在晋阳的李渊攻入长安，登基称帝，唐朝建立。然而就在两年后的武德二年（即公元619年）的闰二月，并州被刘武周攻破，同时一路南下。
又在这年的九月，刘武周所部的宋金刚战胜了裴寂，同时，李元吉也逃回长安，并州随之失守。刘武周步步紧逼，又派宋金刚夺取了晋州，威胁到了绛州，攻破了龙门。十月，浍州也被刘武周攻破，一时间关中震骇。
唐高祖李渊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贼人作乱的势头实在是过于强盛，很难与之正面抗衡，就打算弃守河东，退守关西等地。
而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却认为这不是明智之举，于是上奏李渊指出：“太原是建立王业的基础，是我国的根本所在。而河东十分富足，京邑的粮食供给对这一地区也十分依赖。
如果一举将其舍弃，臣十分气愤怨恨。希望可以给臣三万精兵，一定可以肃清叛乱，恢复失地。”
从李世民的奏疏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李世民拒绝放弃太原及河东，是因为太原是龙兴之地；而河东却是为京邑供给粮食的重要地区。
需要注意的是，此疏中所提到的“河东”，并非后来所指的“河东道”，更非隋代所指的河东郡、唐代所指的蒲州这些地方，而是包括了太原之南的汾河流域及涑河流域的蒲州、绛州等诸多州县在内的一个范围相对较大的地区。
实际上，因为蒲州地处于“关西”、“河东”、“河南”三个重要地区的交汇点，又是“河东”、“河北”由陆路进入关中地区的锁钥所在，早在隋文帝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杨坚就曾下令，在蒲州、陕州、虢州等十三个重要的地区，招募运送漕粮的人，而蒲州就是各地漕粮从黄河进入渭水的重要节点。
可见在隋文帝时期，统治者已经注意到了蒲州这一地区对长安地区粮食供应的重要性。
同时，对粮食转运的方便，在战争时也就可以转换成为对兵马、器械、钱粮的运输方便，故而这一地区同样还肩负着其重要的军事使命。
2、蒲州的富庶及其相对较大的人口密度
隋唐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的南迁还没有完成，故而唐王朝的经济重心仍然是黄河流域。
通常来说，黄河流域可以按经济实力大致分为四个地区，为首的应当是黄河下游地区；其次应当是洛阳以东的地区；再次则是现在山西的中南部地区；最后才是在泾水与渭水灌溉下的关中地区。
其中，现在的山西中南部地区就包含了当时的蒲州、绛州等地。这一地区的相对富庶，得益于其河网密布与土地的相对肥沃，同时从初唐时期开始，统治者为了恢复这一地区的经济，在该地区修筑了许多优秀的水利工程。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的因素，共同导致了蒲州及其周围地区的富庶。
经济的发达自然也就能促进人口的增长，伴随着蒲州、绛州等地经济的相对发达的同时，其人口的密集度也是相对较大的。
据有关记载可以得知，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蒲州、绛州等地的人口密度大约在每平方公里十五人以上，随着开天盛世的到来，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这一地区的人口密度更是普遍达到了每平方公里五十人以上。而人口密度的增长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故而从这一地区的经济力量来看，它是足以成为一国之“都”的。
二、唐玄宗时期“中都”的废立
1、河东地区地位的逐步上升
唐代在长安定都，也在唐高宗显庆二年（即公元957年），洛阳被定为东都。武则天长寿元年（即公元692年），武则天升并州都督府为太原府，北都设立。虽然在唐中宗再次即位后，将北都废除，但是武则天时期对于北都的设立，成为了唐代河东道各方面地位得到提升的一大关键因素。
2、“中都”的废立时间
唐玄宗开元年间，为钱谷、边防所困的唐玄宗注意到了蒲城及并州的重要性。于是在唐玄宗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的同时，蒲州也被升为了中都，改称河中府。
关于中都设置的具体时间，史料记载并不统一，据统计，有多达七种不同的说法，设立时间记载不同之外，废除的时间也记载各异。
但总的来说，蒲州升为中都到废止的时间大约始于开元九年正月的八日或者九日，终于同年的六月或者七月的三日，维持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3、设立“中都”的原因
关于唐玄宗为何在蒲州设立中都，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通过一系列的相关记载来推理、推测唐玄宗施行这一举措的原因。
其一，蒲州对于京邑地区的粮食供给。早在隋文帝杨坚时期，统治阶级已然意识到了蒲州对于关中地区粮食供给的重要。
从杨炎的《安州刺史杜公神道碑》中可以看到，唐玄宗本人也在开元初年认为蒲州经济发达，粮食产量高，以此供给关中的粮食，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省针对漕运所需要的徭役，缓解百姓的压力。
其二，地理位置便利，易于漕粮的运送。蒲州的地理位置，相较于东渡洛阳而言，距离长安更近，且漕运也相对便利。陈寅恪指出：“隋唐时期，关中地区如果遭逢天灾，粮食作物不足以供养王室及百官之时，帝王往往就会东幸洛阳，等候关中地区粮食丰收后，再返回长安。”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因为在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黄河下游，而洛阳更靠近这一地区，有利于粮食的输送。而蒲州处于长安与洛阳之间，距离长安更近的同时还具备了洛阳所拥有的漕运便利。
其三，京师屏障。河东一直以来就是产出精兵强将的重要地区，它的军事力量也稳居唐代第二，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关中地区的保卫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4、中都河中府的废止
开元四年（即公元716年），毗伽可汗登基，突厥反叛。次年七月，张嘉贞上疏，请求在并州设置八万“天兵军”，以镇压当时叛乱的突厥部落。战争持续到开元九年的四月，兰池都督府下的胡人康待宾作乱，攻破了六胡州，聚兵七万，进犯夏州。唐玄宗下令王晙、郭知运一道前往讨伐，张说作为天兵军大使，也一同前往镇压叛乱。随着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北边的突厥，成为了唐王朝的腹心之患。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唐玄宗选择向北方边境增派兵马，而太原作为对抗北方突厥的军事重镇，地位也自然凌驾于蒲州之上，于是唐玄宗废止了中都，并在开元十一年（即公元723年）于太原设立北都。
而在安史之乱后，蒲州再次被设立为中都，则属于唐王朝战略收缩，外交政策转为防守下的举措，这也验证了唐玄宗独到的战略眼光。由此可见，蒲州中都的废立，与唐王朝自身的政策选择是离不开的，一旦北地边疆出现了问题，朝廷需要平叛，则太原自然就显得尤其重要；而一旦王朝的强势不再，外交政策转为防守，那么河中地区就显得更为重要。
实际上，在唐玄宗废止了中都后，蒲州地地位仍然稳步上升，虽然在行政规划中仍然属于河东道，但是却逐渐与关中地区连为一体，成为了关中地区的北大门。后来，更是与同州、华州、岐州三地并列为“四辅州”。
三、总结
唐玄宗在开元九年设立的中都，是蒲州作为重要的漕运节点与经济地位的稳步提升所导致的。它拥有洛阳转运漕粮的便利的同时，还拥有距离长安更近、拱卫京师等优势，正是这一系列原因，导致了唐玄宗在此处设立了中都。
然而随着边境形势的改变，突厥的骚扰、叛乱，导致了唐玄宗对北部边疆的战略侧重，唐王朝还未衰落之时前压式的战略决策，就将太原的重要性完全显露了出来。唐玄宗遂在北部边疆囤积大军，废止了中都，在不久后将太原定为北都。
而蒲州的重要性并未因此衰落，在安史之乱后，蒲州再次成为了中都，对战略收缩后的唐王朝的防守，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