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无论他的经济实力多么雄厚，失去了血性的精神，那么这个国家的崩塌可能就是在一夜之间。这就是宋朝！
1.北宋的审美文化出了问题，太婉约太柔弱，没有一点荷尔蒙的雄性！宋朝奉行文官治国的政策，武力建设被放在了第二位！首先是这个王朝的软弱性格。男人们血战疆场，那是唐朝时候的事情了。唐时社会的普遍心态是“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崇尚“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英雄，士人们往往通过战功获得功名利禄。而到了宋朝，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时民间流行一句话，“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还有一种说法，“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意思是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在“娱乐至死”的心态下，宋朝犹如被抽去了脊椎的巨龙，失去了尚武精神，人民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流连于花前月下青楼楚馆，在浅吟低唱中送走流光。后世的梁启超说得好，“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虽然宋代综合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这一点，顶层设计者太祖赵匡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是政治改革的时机把握不当。宋朝一直处在新旧党争之中，以至于政策未定，金人已经过河。长期的党争，消耗了宋朝的实力。再加上改革的时机把握不当，造成了宋朝的软弱。法国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阐述了政治改革既需要大胆推进，更需要审慎设计的道理。若宋徽宗地下有知，可以拿来看看。赵佶怀着一腔理想，废弃了持重保守的司马光主义，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王安石主义。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改革的时机和制度设计极不合理，使表面正义的改革成为臣下腐败借机敛财的手段，导致民怨沸腾，失去了执政的正当性。
第三是全社会弥漫性腐败。宋朝是被自己的腐败灭亡的！这也是这个王朝灭亡的终极原因。落后就要挨打，而腐败同样挨打。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不是外敌入侵，而是民众的反抗。随着方腊的揭竿而起，“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对此，宋徽宗在《罪己诏》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军队的腐败更令人惊心动魄，使本来装备质量、兵员数量远胜金朝的军队，在金人的铁蹄之下一触即溃。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饷，这一点和晚清极其相似。而宋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给只会踢球的高俅主管，焉能不败？而在赵佶治下的北宋朝政，更是一团浆糊。他重用“六贼”，纵情声色，耽溺道教，大造道观。而“六贼”则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北宋晚期的腐败是严重的体制性腐败，到此时，北宋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可见，北宋不是亡于金人之手，而是死在体制性腐败之下。所以，北宋不是被打死的，而是病死的，此言不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