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一个讲究白事简办的朝代，当时的官私礼书对于丧葬礼仪的规定都相对简便，法令也倾向于简易。
《司马氏书仪》引《丧葬令》强调礼仪规格就低不就高：“诸丧葬不能备礼者，贵得同贱，贱岁富不得同贵。”
就连皇帝在临终的时候也总要叮嘱死后丧事从简，皇陵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动工，七个月内必须完工。
今天我们看到的北宋皇陵其规模就明显小于唐代皇陵。到了南宋，皇陵不称陵寝而称攒宫，以示不忘恢复中原故土之志。南宋攒宫规模比北宋皇陵更小，墓制更为简易。
不过人死为大，虽然形式从简，但按照宋朝的礼法，死者家属在居丧期间仍然有很多禁忌需要遵守。这些禁忌多以法律或者皇帝诏令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是上行下不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始终难以禁绝。
反对厚葬
宋代人已经认识到了厚葬的弊端，范祖禹认为即使是皇帝也不应厚葬，并且说：“厚葬之祸，古今之所明知也。”
《书仪》中也强调：“慎勿以金玉珍玩入圹中，为亡者之累。”除此外，《书仪》中还有很多反对厚葬的言论，比如反对运灵柩的车子过大，反对建造高墓大碑等。
宋代古墓一般少有贵重器物，图为宋墓中出土的铜镜
朱熹把一般人家的坟墓高度限定为四尺，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在为自己的长子建坟时，仅掘地深二尺，阔三四尺。
不过如此规定显然难以推行，只有皇家和少部分思想境界较高的士大夫能够严格执行。
晏殊死后薄葬，盗墓者“穿榇椁，殊无所有……金无数两，余皆衣服，腐朽如尘土”。这些盗墓贼恼羞成怒，用刀斧在晏殊的尸骨上劈砍一番后方才离去。
晏殊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耆，他死后厚葬，坟墓被盗，盗墓者“得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榇，以掩覆其穴。”
对此当时有人戏称：“张以厚葬完躯，晏以薄葬碎骨。”足以说明，当时的普通百姓是以看客的心态对待厚葬与薄葬之争的。
因为穷苦人家就连礼书中规定的起码要求都难以做到，往往只能用草席将尸身包裹，草草掩埋，甚至不葬。
不吃肉、不饮酒
“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小祥，食菜果；大祥，食肉，饮酒。”
《书仪·丧仪》
其中卒哭、小祥、大祥分别指的是亲属死后百日、13个月、25个月。也就是说，宋朝对居丧期间不吃肉、不饮酒的禁令是随着亲人逝世时间的推移逐步解封的。
当时在永嘉有个叫陈宗的孝子，在母亲去世后，悲痛过度，一恸而绝。这一行为被视为孝行，受到了官府的表彰。然而司马光对此类过头的做法却不提倡，他说“凡居丧，虽以毁瘠为贵，然亦须量力而行之。”他强调：“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
除了这些做得过头的孝子外，还有一些人走了另一种极端，那就是对不吃肉、不饮酒的规矩压根不予理睬。
司马光描述道：“今之士大夫，居丧食肉饮酒，无异平日。”言语间颇有不满，却也无计可施。
民间也有“初丧未敛，亲宾则酒馔往劳之，主人亦自备酒馔，相与饮啜，醉饱连日。及葬，亦如之”的风俗。
最过火的当属福建的山头斋会，丧事讲究丰奢为孝，不仅要招待来参加丧事的宾客大吃大喝，丧家还要赠送给每位宾客二百文铜钱，如果不给，就会遭到抗议。
如此一来，很多家庭为了操办丧事倾家荡产，一些有钱有势者“趁其急时，贱买其田宅”，一场丧事办下来人财两空，悲惨之极。
不作乐、不嫁娶、不生子
《宋刑统》将“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稳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列入十恶重罪之一的不孝之罪。
当时无论是按照国法还是伦理道德的要求，在居丧期间，都应主动拒绝一切和“喜”沾边的事情。
尽管如此，对于亲丧期间不作乐之类的禁忌，仍然有人置若罔闻。宋太宗对此曾下诏斥责，却收效甚微。民间仍然时有“以鼓乐导丧车者，有因丧纳妇者，相习为常，恬不知怪”的现象发生。
其中“因丧纳妇”就是借亲，指的是一种在父母去世时结婚的习俗。
李之彦在《东谷所见·借亲》中写道：“今人反以送死为缓，唯以借亲为急。”借亲这种行为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颇有不妥，不过在当时世俗却“皆乐为之”。
不应试、不入仕
宋朝规定，士子在家中亲属去世后，应该服丧一年。在此期间，“不得取应”。大中祥符五年三月，宋真宗下诏强调：“礼部奏名人有隐匿服纪者，令自陈，勿赴殿试。”
当时在通泉有一个叫何保之的人，他在母亲去世后，主动放弃参加科考，因此受到了朝廷的嘉奖。
兴华军黄价已通过发解试，恰好叔父逝世，官府就取消了他赴京应试的资格。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就一一列举。清朝人赵翼对此评价道：“亲未葬不得入仕，宋时此禁甚严。”众多禁忌之中，唯有这一条执行较为严苛。
官员应解官持服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官员的父母去世，他应该解官持服；如果官员的兄弟去世，他也应该离职。
例如王岩叟在泾州推官任上，听到他的弟弟去世的消息后，就“弃官归丧”了。
不过宋朝用官也绝不死板，毕竟人人家中有难免会有亲人离世，如果一有亲人去世就弃官，那岂不是会无官可用？
所以当时宋朝有一种起复制度，即朝廷因公务需要，可强令官员出仕或者决定留任。
比如晏殊就曾“丁父忧，去官”，宋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复”。不久后，晏殊又“丁母忧，求去官服丧”，宋真宗“不许”。
不过晏殊这样的例子毕竟还是少数，对大多数官员来说，他们不愿接受弃官居丧的结局，纷纷试图通过起复制度重回官场。面对如此乱象，宋廷不断起复的范围加以限制。到了宋徽宗时，起复制度已经变成了：“今后文臣起复，除因边防依故事外，余更不起复。”以至于当时有了“不缘金革之事，勿起衰绖之人”的说法。
一些官员原本并非军中任职之人，为了“申乞起复”，专门“归图从军”，可谓是屡禁不止。
结语
宋朝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提倡丧事简办。与此同时，出于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尊崇，又十分提倡在丧事之中体现孝道。要求宋人一旦家中有亲人亡故，就必须停止一切世俗活动，专心致志地沉溺在悲痛之中。
这些要求一些与现今相仿，例如推崇丧事简办，反对厚葬，提倡薄葬；也有一些苛刻到不近人情，例如一旦亲属亡故，连酒肉都不许人吃，难怪这些禁忌在民间常常遭人无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