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的功利性：士人的政治地位和晋用
如果把清谈与当代学术会议作比，则清谈的另一大特点是：谈者、听者，往往“那说那了”，不追求形成任何学术成果。
现代学术会议的目标则很明确，就是发表论文，形成所谓的科研成果。
会后，会有会议论文，集结出版；或者作者吸收同仁意见，经过修改，把论文发表在正式杂志上，成为日后职称晋升的砝码。更或者文章引起重大学术影响，在某专业思想史上青史留名。
相比之下，清谈都没有这些东西。
也会有人事前准备、事后反思，把自己的观点写在纸上，集结成册，或许能流传后世。
但是更多的人似乎根本就没这个动机。
典型的如西晋清谈大家乐广，善谈不善写，也并不以此为意。
所以魏晋清谈家门没日没夜地，不知搞了多少场次，多少精彩纷呈的学术辩论，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文献传世。似乎清谈只是为了清谈。
但是，清谈的功利目标，还是肉眼可见的，就是在圈子里面混个声望，甚至由此获得晋身做官的机会。
这首先要在谈谈魏晋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两汉察举制的变种，本质上也是一种举荐制。
但其与汉代察举制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汉代察举制是从乡里基层，由地方官层层推举。
而九品中正制则是根据士人在士人圈子里面的口碑举荐。
原初曹丕创造这种方式，是基于三国战时的特定环境，天下大乱，士人都是流动的，一般集中在大官武将的幕府里，或者至少是在首都、军事重镇。
所以，从基层乡里层层推举是不现实的。
但后来曹魏逐渐安定以后，也没有废除，到了西晋，还是沿袭，到了东晋，还是沿袭。
一般都认为，两晋中正制举荐人才，重家族门第。
但从史料，家族门第只是个基本门槛儿，还要看个人声望，而个人声望高低，最扎实的就是看你的清谈水平。清谈几乎成了检验人才的试金石。
所以，说清谈不带有功利性，是说不过去的。
前面已经说了，西晋的那些个逍遥派名士，包括王衍自己，既没有什么实干才能，有没有责任心，就靠一张嘴，混得风生水起。
到了东晋，仍然是这种调调儿。士人成色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清谈水平。
比如谢安心里瞧不起戴逵，去拜访戴逵的时候，不谈玄学，只谈琴棋书画，但是戴逵却不以为意，仍然兴致勃勃地和谢安谈了半天风月。
事后，谢安被戴逵的心无芥蒂所感动，觉得自己很惭愧。
谢安惭愧什么？当然是因为自己轻视戴逵。凭什么轻视戴逵？就是觉得他的清谈水平不行。显然，清谈被谢安当成是士人第一位的本事。
又，陶侃对东晋有再造之功，位至三公，地位相当于唐朝的郭子仪，但是家族子弟中没有清谈人才，便始终不被看得起。
名士许询在剡隐居，没饭吃，陶侃的孙子好心送一船给养给他，许询却拒绝接受，表示不愿意与这家来往。
桓温才干出众，却一直受歧视，原因之一也是他的清谈水平不行，为此还很自卑。
又，王羲之向来瞧不起支道林，结果支道林有个关于庄子逍遥游的新见解，追着堵到王羲之家门口去说给他听。
结果他的新见解一下子打动了王羲之，王羲之本来很不耐烦，套上马车要出门的，这下也不出门了，也不装了，立即把支道林拉回屋里，泡上好茶，慢慢讨教。
清谈水平高，就会有大把机会晋身，会稽王司马昱主政期间，身边重臣，全是清谈好手。
如殷浩，什么都没干，长期隐居，拒不出士，就是因为他的清谈水平一流，上来就被会稽王委以重任，主持北伐。
《世说新语》里面记载的还有一个靠着清谈一步登天的张凭。他爹是个岭南太守，属于边疆士人，不入流。
张凭才到京城，立即跑到大名士刘惔家里听清谈会，本来敬陪末座，结果辩论双方争执不下，互相的思路都被绕晕了，
正在冷场之际，张凭乘机跳出来，几句评点，帮众人解开了思路，举座皆惊，一下子被刘惔看中了。
清谈散场后，张凭回到寄居的客船上给同来的小伙伴得意地说，我马上要搬到豪宅住了。
伙伴觉得他太张狂了，结果话音刚落，刘惔的家仆已经提着灯笼找来了， 张凭被提拔重用。
清谈的非功利性
但是，清谈又具有超功利性。
如支道林，属于东晋清谈界的顶级，本身是个和尚，当然是终身不涉足仕途。
但是也没有人说，你积累这么大的市值，咋不“套现”啊？
就好像说今天某人学问好的不得了，却不评教授，不追求社会地位，不博取名利买大房子。那不是有病吗？
但是在东晋，谁要是想着支道林应该把他的清谈地位变现成政治职位，那都是笑话，想都不能想。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名士来说，清谈并不是如同科举考试一样的，被当成入仕的敲门砖，而是已经从孔子所谓“学之”、“好之”，化成了“乐之”。
而清谈的内容，尤其是老庄、佛学的话题内容，本身也导向一种超越功利的玄远心境。
老子倡导“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则处处以方外之人为高。总之是导向超功利的。
于是，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功利与超功利的二律背反：
你越是追求庄子的超功利，人家越是觉得你信道笃定，越觉得你境界高，是真人才，就越是想用你。
反之，你越是汲汲于名利，人家越是觉得你是个赝品，名声坏了，越是不用你。
名士刘惔的一段轶事，可以显现出这种夹在二律背反中的尴尬：
刘惔本来出身卑微，少年早孤，母子相依为命，就是靠着清谈水平，步步高升，最后混成会稽王司马昱身边的心腹幕僚。
此人因为清谈水平高，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
成日放谈庄老，骨子里却免不了俗，发家以后，在建康盖了个豪宅，装饰豪华，食用精美，乃至于他乡下隐居的穷朋友许询来住了一回，仰慕不已，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守住这份富贵。
而刘惔也不觉流露出本心，说：谋事在人，那得让这份富贵跑了。
结果正巧在一边陪客闲坐的王羲之看不下去了，讽刺一通。把二人弄了个大红脸。
类似此种二律背反的现象，并非孤例，还可以在唐朝发现。
众所周知，唐朝的诗歌成就空前绝后，但为什么偏偏是在唐朝？
因为唐朝实行科举取士，而取士的主渠道，就是考诗歌。
所以，唐人从童子开始，就已经开始学写诗，等到成人了，就能够在严格的平仄格律约束之下，还能把诗歌写得真情喷涌，浑然天成。
近代人说传统诗歌格律妨害真情表达，所以要改成西洋的所谓现代诗，那是不了解唐朝诗歌兴起的这个制度背景。
但重点是，唐人写诗，恐怕又不能说我写诗处处是存心为了功利投机。李白喝多了写诗；杜甫一生，打嗝放屁都写诗，总不能都想着“功名”吧。
循着这个线索，还应该能找到更多的此种二律背反的现象。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逐渐清晰的功利与超功利的逻辑：
某种制度环境设定了入仕条件，如两汉经学、魏晋清谈、唐朝诗歌、导致士人都汲汲以求于入仕，这是经学、清谈、诗歌兴起的功利基础。
但是，士人在此功利背景下，逐渐被体制化，生出一种安于此、乐于此的情怀，不再在乎是否一定能够得到功利的好处，这是超功利。
由此就引发一个很现代的问题，需要替现代人追问一下古人：
对当代人来说，教育是国家竞争、中华伟大复兴的根本，所以，全国上下，首重教育。这是当代教育兴起的制度性的功利性的基础。
但是在当今教育体制中，却没有长养出大批热爱学问的超功利的人才和氛围，而是仍然是功利地看待教育。
如小升初，考奥数被设定为晋升好中学的门槛，于是学生家长都拼命给孩子报班学奥数，这是功利的。但是这个功利的体制，却没有长养出大批爱数学的年轻才俊。
又如，为了吸收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倡导学英语，不仅考中学、考大学、考硕士博士，甚至专业职称晋升、资格证书考试，也要考英语，发表论文，也以英文为先。
但是，从国家到个人，如此大动干戈，耗费资金、精力不知凡己，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却显得相对很烂。
又，高校本来是人人敬仰的学术中心，却少有学校能养成一种热爱学术的氛围。
比如我所熟悉的经济学，学生白天成日拼命学了一肚子经济学，日常发微信朋友圈却全是吃喝玩乐，极少见到发学术信息的。这说明学生并不真的“爱”经济学。
经济学教师成日搞科研，满嘴“数据”、“实证”，再穿个白大褂就能冒充科学家了，所汲汲以求的，却不过是：论文发表到哪一级刊物上了？明年职称晋升的分数攒够没有？
学问和功利的一一对应关系，未免也太清晰了些，都可以量化了。令人失笑。
如果把经济学代换成“清谈”、“唐诗”、“两汉经学”，从社会功能上来说是类似的，无非是莘莘学子们谋求功名的工具而已，古今相通，无可厚非。
但是，当代重视教育已有四十年之久，且重视程度无以复加，为啥就没有浸染出古代那种超功利的学术氛围和大批真正沉心于学问的人才呢？
寤寐思之，问题的根子，或许就出在掌控取士者身上。
如两晋，掌控仕晋主渠道的官员，要么是清谈迷，要么本身就是一流清谈家。
又如唐朝，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唐玄宗李隆基，从皇帝到太子、三公大臣，本身都是诗歌迷。唐玄宗，本身是张九龄的铁忠粉。
这些掌控者们，都有真爱。
唐玄宗
反之，当代的情况或许是，好比一个家庭，家长严格规训子女要学好数理化，自己却成日在麻将桌上吆五喝六，这家孩子的学业如何，可以想见。
所以，古人诚不欺我，一切的制度、规范，都赶不上当权者一个“诚心”的力量。
清谈与老庄信仰
在东晋，清谈是和三玄，尤其是和庄子紧密结合的，所以，后人常常责之为不切实际，既不解决实际上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又不砥砺性情，修道进德。所以，清谈，就是空谈。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是却不完全准确。
清谈所孕育出来的士人心境，究竟在现实中会有什么样的展示，容我们在后面各个层面的讨论中，一探究竟。
作者：专栏《探寻魏晋风度的心迹》主讲人——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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