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出身于韩国公族，是战国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韩非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与楚人李斯同时学于荀子门下。虽然荀子通常被归于儒家，也十分推崇孔子，但他却与时俱进，积极倡导法治。因为荀子的法治思想，后人往往将他归入儒家向法家过度型或是儒法合流型人物。韩非与李斯都是荀子学生，却都以法家思想闻名于世，也是吸收了老师思想的精髓。后来，李斯辗转来到了秦国，协助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自己也坐上了相国之位。虽然人生如此成功，但与韩非相比之时，李斯依然自愧不如。
旁人看来，才胜李斯一筹的韩非理应创出一番更加辉煌的事业。
是金子就不会被埋没，韩非之才也得到秦始皇的高度欣赏：“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此，秦始皇不惜派兵急攻韩国，强迫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遗憾的是，韩非虽然有才，却有口吃的毛病，不能公开与人谈经论道。到了秦国后，因为不能及时自辨，韩非被李斯、姚贾等人恶意诬陷，最终被投入狱而死。一代法学大家，却窝囊地死在了秦国监狱，令人无比惋惜！
然而，韩非自知不善言辞，为弥补此缺憾，只能发愤著书。他“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在他的著作中，韩非详细论述了法治的源起，法治强国以及维持国君权威的关联性，还全面地阐述了各种推行法治的方法，可谓法治大全书，自然而然受到了有着吞并天下野心的帝王们的欢迎。虽然韩非并无执政的实绩，但他却是战国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即便秦人因猜忌而将他杀害，但韩非思想已深深影响了秦人。韩非死后，秦二世胡亥与丞相李斯都屡屡引用韩非之语，这就是明证。
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却终身都没有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这当然无比遗憾。不过，在韩非之前，已有无数位法家人物参与了列国的变法历程。通过对前辈法家先锋人物的深入反思，韩非总结出了一套更为全面的法家思想，依然值得称道。
韩非之前，商鞅与申不害无疑都是列国变法中的佼佼者。韩非也深入研究了他们二人的变法历程，并对他们变法的成效进行了深刻总结。
商鞅以“法”强秦，申不害用“术”佐韩，二家学说谁才是治国最为急需？
所谓“法”，就是法令由官府明确制定，刑罚在民众心中扎根，奖赏遵纪守法之人，惩罚触禁犯令之人；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去责求实绩，操控群臣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韩非认为，“法”是下臣必须遵循的，“术”则是君主必须要掌握的。二者就好比衣服与食物：人不吃食物，十天就会饿死；不穿衣服，在极寒天气下也会冻死。因此，二者缺一不可。
为阐明这一观点，韩非就以秦、韩二国为例加以说明。
申不害辅佐韩昭侯时，韩国之法并不明晰。一方面，韩国脱胎于晋国，晋国旧法未除，韩国新法又颁布了；先前国君的法令未收，继任国君的法令又下发了。申不害没有专一推行新法，韩国法令无法统一，因此韩国政事也陷入了混乱：大臣看到旧法对自己有利，就依照旧法办事；看到新法对自己有利，就遵照新法行事。这样的混乱局面下，即使申不害辅佐韩昭侯以各种各样的“术”来考核下臣，可奸臣们依然有办法来为自己开脱责任。有“术”却无“法”，这是申不害变法十七年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
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让秦国国富兵强。可数代之后，因为秦君缺乏统治之术，强大的秦国竟然成了奸臣的谋私利器。秦惠王时的张仪，就频繁地以秦国压制韩、魏二国为己谋私利。秦昭王时的魏冉，越过韩、魏二国攻打齐国，只为扩展自己的封地陶（今山东定陶北）；战事进行了五年，秦国领土却没有丝毫的增加。后期应侯范睢取代了魏冉，可他派兵攻打韩国八年，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汝水以南的封地！
有“术”无“法”，国家难以得到治理；有“法”无“术”，国家又容易被奸臣利用。所以，韩非认为，治国必须“法”、“术”并重，二者缺一不可。
既然必须“法”、“术”并重，那么主君用申不害之术，百官行商鞅之法，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了吗？
韩非的答案却出人意料：还是不行。这是因为，申不害的“术”与商鞅的“法”都还不够完善。
申不害的术治，强调职权分明：“官吏们处理政务不能超越职权，职权外的事务即便是知道也不能插嘴。”韩非以为，处理政务不能超越职权是对的，但职权外之事不能评说——这就意味着不要举报他人过失。在治理天下时，国君需要“绝圣去智”；因此，就必须要一国之人为之耳目。如果下臣有过错都无人告发，国君“耳目”不就失聪了吗？
商鞅奖励战功，其法规定：“斩获一个甲首可升爵一级，想做官就给年俸五十石（dàn）的官职；斩获两个甲首升爵二级，想做官就给年俸一百石的官职。”但不论官职大小，官员都是管理者，专业在于管理；斩杀敌人的获得战功，其特长在于勇气、力量与技击。用官职来赏赐军功，无异于让军士去当医生和工匠，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胜任。
韩非的思想中，明君在治理天下时，就应该摈弃自身的“圣”与“智”：“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chì）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这样一来，有了功劳，国君自然就获得了贤名；有了过错，办事的下臣则承担罪责，国君名声却不受损害。依靠他人替自己办事，实现“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的效果，这才是贤明君主治理天下的关键。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紧密结合“法治”与“术治”。申不害之术与商鞅之法虽然实践在先，也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但都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二人的“术治”与“法治”，才能最终实现老庄等人所推崇的无为而治。
不过，在完美结合“术治”与“法治”后，韩非的理念完全付诸实施，天下就能无为而治，永久无患了吗？
秦始皇推崇韩非法治理念，一生中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治”与“术治”的完美结合，并凭此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敌人都不复存在，天下都统一于秦法，按韩非之说，此时大秦帝国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可秦始皇去世刚一年，陈胜吴广就揭竿而起，搅乱了大秦天下，最终令秦二世而亡！
以此而言，韩非所推崇的理想治理模式并未能实现天下长治久安，这却是怎么回事？
后世大多认为，秦二世而亡是因其执政太过苛刻，并借此来贬低法家。可后世汉武帝“外儒内法”治理模式的成功，证明了后人其实并未完全否定秦人治理模式。以此而言，后人对韩非思想的弊端并没能统一认识。
直到千年后的北宋，一位文学天才借助一篇文章，道出了韩非思想的真正弊端。这位天才，就是历史著名的文学家苏轼。父亲苏洵、苏轼与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父子三人曾以《六国论》为题各写下了一篇文章。
虽然苏洵的《六国论》流传最广，也最受人称道，但苏轼的《六国论》却别出一格，从另一角度来论述了大秦帝国的灭亡。
苏轼的《六国论》中，先阐述了战国列国士人备受推崇的史实，随后指出只要这些士人能得到供养，就能维持国家大局稳定，不至于走向混乱。这是秦统一天下前，六国国君虽然大多与秦始皇一样暴虐，可百姓却鲜少反叛的重要原因。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因此，大势摧毁名城、杀戮豪杰，百姓中的优秀人才都遣散归农，致使天下士人再难有用武之地。这才是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
“任法而不任人”、“民可恃法而治”、“吏不必才”，这些都是韩非的法治思想。苏轼以为，秦人依恃法治而不愿养士，让天下豪杰之士难以实现自身抱负，最终只能像饥渴的虎狼一样，疯狂反噬大秦帝国了！以现代理念而言，这就是人不断追求更高阶需求的必然结果。秦始皇以韩非理念治国，认为只要完美结合“术治”与“法治”，天下人都将自动成为大秦帝国这台巨型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各行其职、各尽所能。然而，这台按部就班的帝国机器上的小零件，能满足天下那么多杰出士人的更高阶需求吗？显然不可能。所以，这些豪杰之士只能奋起反抗，打碎这台机器、重新制定社会秩序，才能实现自身的抱负。农民陈胜都喊出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的口号，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正如苏轼所说，无法令天下人都有充分发挥自身才干的机会，这才是韩非治国理念的最大弊端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