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朝廷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大量优秀的人才为帝国服务的。但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朝廷的腐败，科举考试出现舞弊现象，也同时出现一股请托之风。即使是在考试后也形成了进士者谒见主考官的恶习。这样推荐者和被推荐者就形成了座主和门生的关系，如果又是同年及第，很容易结成政治联盟，因此正是这两种不正之风最终促成了朋党之争的局面。
元和三年（808年）四月，唐宪宗李纯亲自策试制科举人，当时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两人，结果应试者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的策文被列为上等。当时三人根据朝廷的命题，直言极谏将矛头指向当时的宰相和宦官。如今看到的皇甫湜的策文收录到《全唐文》中，他的言辞颇为激烈，对宰相的指责还算是客气的，但对宦官形容简直就是谩骂，说宦官没有尽好本职之责，还说这样的人竟然可以掌握神策军，他们怎么能成为皇帝信任的人呢？虽然牛僧孺、李宗闵的策文如今看不到了，但可推想，他们的批评言论措辞也肯定是很激烈的。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照旧在礼部举行。主考官为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阕杨汝士担任。考试之前，宰相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奔走钱徽门下，极力保举自己的亲信。但是榜单一出，裴度之子裴撰、郑覃之子郑鹏、杨汝士弟弟杨殷士、李宗闵之女婿苏巢等十四人上榜，而段文昌、李绅极力推荐的杨浑之、周汉滨则落选。段文昌认为这是考试舞弊行为，于是向皇帝李恒控告，李恒下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复试。复试结果出来，发现只有孔温业、赵存业、窦洵三人勉强过关，其他十一人全部落选，这就是著名的长庆元年复试案。
段文昌还找到翰林学士元稹一起，想联合去整倒钱徽。皇帝李恒在没有掌握真正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情况下，做了草率处理，使原、被告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钱徽、李宗闵被贬，元稹被挤出朝廷，段文昌、李绅也受到了皇帝的冷落。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为钱徽鸣不平，钱徽也自问心无愧，但钱徽显然很难落得清白。由此次事件开始，朋党之争的序幕已经被拉开。
事实上那时候李德裕和李恒关系并不融洽，李恒主张对藩镇招抚，而李德裕主张对藩镇用兵。但李宗闵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李德裕和段文昌等人是同党。由于牛僧孺和李宗闵是同年，可想而知牛僧孺对李德裕很是痛恨，并以此双方矛盾不断加深，但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真正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是长庆二年（822年）发生的“于方事件”。
出现李德裕被贬牛僧孺上台这样的现象，同时长庆年间搞得大臣们之间你争我斗，归根结底还是皇帝李恒才能平庸，驾驭不了群臣。李恒在位后期因为身体多病，朝廷大事悉数委任于宦官，而大臣们喜欢和宦官结党，这样朋党势力进一步扩大。此时牛僧孺一派占据上风，但还只限于个人之间和少数人之间的矛盾。但是纵观整个长庆年间的党争，对国家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对待藩镇，因为党争就是朝廷产生了致命的失误。
牛党首领李逢吉政治上没有建树，但排斥异己却是不遗余力。他没忘记李党成员李绅还在朝廷，于是千万百计想将李绅整垮，以达到威权独揽的目的。现在李恒去世了，他拉拢宦官王守澄，向小皇帝李湛进言。说当时裴度、李绅反对立陛下为太子，是李逢吉据理力争，才使得陛下荣登大位，但李湛对此不感兴趣，王守澄等人无趣，于是让其他人向皇帝也提这件事，终于搞得李湛发起火来，于是将李绅贬为端州司马。
裴度在宪宗李纯时期是绝对的宠臣，只是在穆宗李恒时期因为李逢吉的排挤才外调出京。韦处厚上书召回裴度，说裴度为国忠诚，这让李逢吉感到非常紧张，他试图阻止裴度来京，但最终没能阻止裴度入朝，这让获悉此事的李湛对李逢吉的印象大打折扣。宝历元年（825年）十二月，李湛让裴度立即进京，恢复他的宰相之位，任命他为司空兼同平章事，李逢吉逐渐受到了李湛的冷落。但裴度深知，要想扳倒李逢吉，关键在于皇帝李湛。裴度也知道皇帝好玩，跟他义正词严说事情，很难说通，于是他变着方法去劝说李湛。
李逢吉罢相意味着牛党势力暂时受挫，李党势力重新崛起。但牛党势力不甘心退出朝廷舞台，改为暗中蓄力，不久牛党势力又开始在朝廷日渐活跃。事实证明，不久两党进入名副其实的混战局面。
李逢吉虽然离开朝廷，但是牛党势力依旧比较强大，典型代表就是牛党魁首李宗闵依然把持朝政。李宗闵听到李德裕回到长安，也看出了皇帝李昂对李德裕极为器重，心里感到很是不安。照这样下去，李德裕早晚会挤进宰相班子，李宗闵的心腹党羽杜悰看出了李宗闵的忧虑，他向李宗闵提出主动与李德裕和解的信号，杜悰拜访李德裕，告知他在李宗闵的提议下，向朝廷申请任命李德裕为御史大夫，这让李德裕非常感动。可是，时间一天天一过去，御史大夫的任命迟迟没有消息，李德裕发现已被李宗闵给忽悠了。
他没有直接在李昂面前直接贬低李宗闵，以免给李昂产生他有意打击异己的误解。他从给事中杨虞卿和他的堂兄中书舍人杨汝士、弟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等人相互勾结、攀附权贵说起，实际上就是变相提醒皇帝杨虞卿不过是个小人物，背后有大老虎，而杨虞卿就是李宗闵的心腹之人，李昂对此没有表态。不久杨虞卿、张元夫都被贬出朝廷，看来李德裕的话起了效果，但这只是个开始。
把持朝政的牛党瞬间土崩瓦解，这完全出乎于李宗闵的意料之外，以李德裕为核心的李党势力八年后东山再起。然而好景不长，牛李两党之外的第三股势力开始兴起，并得到了李昂的特别器重。
开成五年（840年）李昂病逝。宦官仇士良伪造遗诏，27岁的皇太弟李瀍登基为帝，也就是唐武宗。李瀍重新起用李德裕担任宰相。牛党除了李宗闵一派失势之外，在朝中担任宰相的其他牛党成员杨嗣复、李钰等人也全部失势，因此在李瀍一朝，李德裕一直担任宰相职务没有变化，说明了皇帝李瀍对李德裕的相当信任，也说明武宗时期李党势力完全压倒牛党势力走上政治前台。
李德裕曾经就如何看待朋党问题，特意利用在延英殿与李瀍对话的时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孔子三千弟子不能说是朋党，所谓的朋党在行事中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他还列举了那些历朝历代背信弃义、结党营私的行为表现，并对这些人进行了强烈的批评，目的就是告诉皇帝，他李德裕就是这种不结朋党的人，而且这样的人也不多。实际上他是借这些事抨击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并以“门生”、“座主”等关系而形成朋党势力的牛党而发的。但是，“牛李党争”本身就是两党结党营私，进而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
李瀍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炎，对道教及服食丹药相当热爱，这使得李炎身体越发虚弱。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三日，下诏改名为李炎的皇帝因长期服用丹药病逝，二十六日，李炎的叔叔也就是人称“小太宗”的唐宣宗李忱即皇帝位。
李德裕在武宗一朝具有绝对权威，遇事他很少和其他宰相商量，基本上是自己说了算，久而久之养成了唯我独尊的习惯，这让很多大臣感到十分不满。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威大力提拔李党成员，进而排斥牛党成员，比如牛党成员崔铉、杜悰身居相位，最终被李德裕排挤出宰相班子等等。给事中韦弘质认为宰相之权过大，又兼领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事务，总掌天下财政大权，这是很不合适的。然而，李德裕认为，韦弘质是在挑衅他的权威。他立即上书李炎，指出韦弘质乃卑劣小人，并说韦弘质是受人指使，言下之意，就是将矛头对准牛党。不久，韦弘质被贬出京城。
李忱素来厌恶李德裕，亲政次日便免去李德裕的宰相之职，将他外放为荆南节度使，加授检校司徒、保留同平章事。李德裕执政多年，位重功高，时人闻其罢相，无不惊骇。但李忱显然还不放过李德裕，同年九月，李德裕又被免去同平章事的职衔，贬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自此以后李德裕被一贬再贬，凡与之有牵连者，也多被免官，牛党势力逐渐复兴，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势力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
牛党势力的全面复兴的标志就是李忱起用白敏中。
白敏中，白居易的同族兄弟。李炎在位时很欣赏白居易的才气，准备召他入朝任职。但是白居易和杨虞卿是姻亲关系，而杨虞卿又和李宗闵关系密切，故他们都是李德裕的政敌。为阻止白居易入朝，他向李炎推荐了白敏中。如果后来李德裕知道白敏中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一定会后悔不已。
大中元年（847年），宰相白敏中、崔铉指使党羽李咸，检举李德裕辅政时的过失。李德裕因此被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事务。后来，白敏中又指使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进京诉冤，称李绅诬奏其弟吴湘赃罪，李德裕枉法附会李绅，致使吴湘冤死。唐宣宗命复审此案，李德裕再贬潮州司马。大中二年（848年），李德裕从洛阳由水路南行，赶赴潮州。当他到达潮阳后，又贬崖州（今海南海口东南）司户参军。白敏中仅仅不到半年，就让曾经权威显赫的李德裕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其中皇帝李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白敏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商隐和梁启超都曾给与李德裕极高的评价。李商隐在为《会昌一品集》作序时，誉之为“万古良相”。近代梁启超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但是我们看到，与这五个人比起来，无论是历史功绩还是名气，李德裕显然要逊色很多。从他个人品格来讲，虽然才学俱佳，但心胸还不够宽广。李德裕对牛僧孺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以至于他心理失衡，其报复手段还转嫁到牛僧孺的子孙身上，这对李德裕作为政治家的气量来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石雄是牛党势力排挤打击李党势力官员的最后一人，随着石雄的变相被软禁，和牛党斗争40余年的李党势力终于以惨败告终退出朝廷政治舞台。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大中十三年（849年）闰十一月，一代名相李德裕病逝于崖州，终年63岁。
“牛李党争”是晚唐历史的三大祸害之一，实际上，“牛李党争”的主要分歧是围绕对待藩镇和科举采取什么态度开始的。从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担任宰相时起，就极力抑制藩镇势力的发展，对敢于与中央分庭抗礼、不听朝命的藩镇，坚决予以武力讨伐。而牛党则与藩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藩镇多采取妥协、姑息的态度，这在李党看来不能容忍。
不可否认，“牛李党争”使大唐帝国逐渐走向衰弱，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其斗争加剧了帝国的内耗。朋党之争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互为表里，加速了大唐帝国走向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