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谈起北宋亡国，大多认为祸端始于王安石变法，在近代以前王安石一直是被当成奸臣看待，因为王安石的变法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引发了宋朝的新旧党争，致使国家大政反复无常，朝中大臣结党对立，空耗国力。最终在靖康之耻中北宋亡国。但是明朝的陈汝錡对此却有着相反的评价：“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实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介甫是王安石的字，君实是司马光的字。为何说北宋靖康之耻的祸端始于司马光呢？我们得回到北宋那段历史，看看作为儒家典范的司马光到底干了哪些事。
提到司马光，人们通常会想到他小时候砸缸救人，按照司马光小时候的性格，他应该是个敢于突破，不墨守成规的人。但长大后的司马光却与小时候的性格恰恰相反，据史料记载，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他的每一言，每一行都非常符合礼法，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他一生最坚持的事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即位之初，北宋的“冗兵、冗官、冗费”三冗危机已成了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宋神宗又恰恰是个励精图治，年轻气盛之主。于是，他与早有才名，同样满怀抱负的王安石一拍即合，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曾在朝堂上宣称，自己可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意思是我不用增加百姓的赋税，就可以使国家能用的钱很足。但在司马光看来这简直就是扯淡，因为国家是按土地和百姓人头收税的，天下的土地和人口就那么多，怎么可能不加赋而国用足呢？
其实，王安石变法无非就是利用国家资本去刺激社会工商业的发展，通过工商业的发展不断的去创造价值，积累价值，从而收取更多的商业税以弥补农业税的不足，这样就可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站在今天看，熟悉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我们当然明白王安石的想法，是有一定可行性的。但当时满脑子儒家经典的司马光却无法理解，于是他从一开始就成了坚定的保守派，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深得宋神宗信任和支持的王安石当然不会轻易向以司马光为核心的保守派低头。为了鼓舞朝堂中变法派的士气和信心，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论断，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一下子就强烈刺激到了司马光的神经，因为“敬天法祖”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人言不足恤”更是等于蔑视朝中儒家教化下的文官们吃饭的家伙，文官士子们通常就是通过上书谏言来影响政局的。因此，王安石的这“三不足”论断算是彻底激怒了保守派。
宋朝时期的商业基础虽然比其它朝代要好，但对于大规模的自由市场经济来讲，条件仍不成熟，而中国那时候并没有过大规模的商业体制改革的先例作为参考，再加上朝中保守派的反对激烈，因此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也是为何后来各朝代将王安石列为奸臣的原因，王安石为了推行自己的变法，在打压保守派方面有些是有点过激了，但是大家看看后来司马光是怎么反对王安石的，就知道更过分的应该是保守派。
在变法之初，宋神宗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朝中变法派和保守派长期对立的话，必然影响大宋国运。因此，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同样注重安抚朝中的老臣司马光，宋神宗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希望他能够继续好好辅佐自己，但司马光却趁机复议废止新法，宋神宗没答应，最终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遂辞职离京。
离京之后的司马光退居洛阳，因满怀怨恨，所以决口不论政事，潜心编撰《资治通鉴》，时间长达15年之久。
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67岁的司马光复出，他提出“以母改子”，要求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贬斥改革派，把当初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的保守派大臣全都召回，重新委以重任。史称“元祐更化”。
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的新法简直就是毒药，流毒四海，于国于民毫无益处。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他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后来因皇太后极为倚重司马光，遂拜司马光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
司马光在全面废除新法期间十分极端，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废除新法的过程也一律从严从快，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在保守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于此同时，他还不遗余力的打击报复当初的改革派，把列为王安石变法派的官员，全都贬黜，只要有人稍微为新法说一点客观理性的良心话，司马光就立即授意保守派的全部台谏力量，对其屡加击逐，言语攻击，直至被迫赋闲，甚至是下狱治罪。变法派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而在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当中也有人觉得司马光过于极端了，比如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就不主张废除青苗法，而苏轼不主张废除免役法，因为这些新法已经看到成效了，他们与司马光激烈争论。但哪怕是自己人提的意见，司马光也一概不听，执意全部废除新法。
那在王安石为相期间宋朝打下的领土怎么办？司马光竟决定全部退回给敌国，如此行为真乃旷古未有，滑天下之大稽。
王安石变法既有对内理政，也有对外拓边，要说对内理政有好有坏的话，那么对外打下的领土总是无可厚非的功绩吧。熙宁元年，北宋名将王韶上《平戎策》，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方略，为宋神宗和王安石所纳，在帝相的共同支持下，王韶率军击溃羌人、西夏的军队，设置熙州，主导熙河之役，收复熙、河、洮、岷、宕、亹六州，拓边二千余里，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并生擒木征，送往京师。熙河之役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是极大的鼓舞，使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
然而在保守派看来，王安石为相期间的对外军事成就如同是“窃人之财”，非常不道德，司马光认为本为“夏国旧日之境”，应当一寸不留，全部归还！为了堵住众人反对的声音，司马光冠冕堂皇的说了一个混账理由：如果不把那些土地归还给夏国，夏国人绝不会罢休，就有用武力夺回去的可能，这不是引来战火、祸国殃民吗？
对于这种迂腐不堪的神逻辑，保守派官员却纷纷点赞，认为自己站到了道德制高点。这让朝中懂军事的有识之士们欲哭无泪，但他们为了国家利益仍然同司马光据理力争。比如将军孙路，他就拿着边关地图质问司马光，如果河湟一带丢失，关中、长安就很危险，届时怎么办？孙路还说，唐朝的时候，吐蕃、回鹘之所以能在长安自由出入，就是因为失去了河、湟，难道我们要历史重演吗？
司马光被问得哑口无言，见众怒难犯，遂不敢把河湟之地退回去。但他依然坚持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还是把米脂等四个战略要地“还”给了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使北宋西北方面糟糕的防御形势，又回到了从前。
除了这些等同于“卖国割地”的行径外，司马光更使得大宋自废武功，这是因为司马光废除了保甲法，明朝的陈汝錡认为如果保甲法不废，就不会导致靖康之变，曰：“保甲不废，则训练以时”，“而人皆敌忾，纵胡马南嘶，亦何至掉臂行数千里，无一城一垒撄其锋者”。
由此看来文人误国比武将更甚！由于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儒家文化主导的，因此对于司马光这样的大儒，历朝历代都给予好评，而把北宋亡国的责任全推给王安石。但在笔者看来，司马光只能作为一个文人，要说政治家的话，他完全不配。其实像司马光这样打着正义旗号的迂腐文人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干着祸国殃民的事，却还认为自己十分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