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晚年住在老家绍兴，写了本书叫《老学庵笔记》。老学庵就是他住的房子。在这部笔记里，写的都是他看到或者听到的一些时事及段子。
其中有一段讲到南宋当时围湖造田现象非常严重。比如他居住地附近有个镜湖，当时“为人勤耕几尽”。
而且这是全国现象，再比如今天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一带，在隋唐时代曾经是个大湖，叫摩诃池，曾是成都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就如同西湖于杭州。但在陆游那个时代，也被填起来造田。
不仅如此，宋代长安民间的田地交易契约上，赫然写着”某处至花萼楼，某处至含元殿”的段落，这些原先的风流显赫，在宋代留下的却是一片片金黄的麦田。
打个比方，这就像有人一觉醒来穿越到22世纪，却发现华尔街和百老汇变成了农田一样震撼。
史学界有个词叫“唐宋变革论”，说从唐到宋出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大变迁。从地理上来说，中华文明的重心东移，在陆游他们那代人看来，这代表着传统文明痕迹的消逝。
最典型的是长安，在唐宋之际，宋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感叹长安的光荣不在。
如果光看城墙内面积的话，唐代长安城的面积有84平方公里，包括外郭城，皇城，宫城三个部分。而宋代的长安只是利用了过去皇城的旧址加以改造，城墙内的面积仅为唐代的1/16。
而人口方面更是锐减，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超过百万，其中有些地段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一万人，与今天高层建筑林立的现代城市相当。
但宋代长安城的人口却不超过20万人，北宋中期收到的商税仅8万贯，约为首都开封的1/5，在全国来说排名第十六位，已经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地方城市。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宋代长安地区的城乡人口都计算在内的话，整个地区的人口并不比唐代少。唐代长安下辖23个县，在鼎盛时期每个县平均人口15000人，总人口约36万户，近200万人。
而宋代长安下辖13个县，比唐代时辖区少了一半，但在鼎盛时期平均每个县人口达到18000人。总人口约23万户，人口约115万。
所以总人口没明显下降，总人口密度甚至还有所增加，下降的只是生活在长安城内的人口数量。放今天来说，就是从唐到宋，长安地区在“反城市化”，原先的官员、商人、工匠、僧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的农夫。
这反映在地名上就很明显了，曾经的“下马陵”变成了“虾蟆陵”，“建章宫”变成了“贞女楼”，从地名格调上就下降得很明显。原先高雅的唐代宫廷文化被土里土气的乡土气息取代。
为什么失去首都的地位，会对长安的打击这么大？
这里要讲下城市发展的逻辑。现代城市讲究产业为先，城市因产业而富，吸引人口聚集，基础设施得以更新，然后又进一步吸收更多的产业。再带来更多的人口。
而产业发展看什么？虽然政策原因不容小视，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地理和自然与社会环境。
比如为什么首钢会从北京迁移到唐山？
唐山有什么?有个叫曹妃甸的岛，这个岛四面环海，适合修建优良的深水港，炼钢厂修建在这里，无论原料输入和输出都很方便。同时四面环海，炼钢厂排放的污染也不容易污染到市区。这就是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会把钢铁厂建在港口附近的原因，
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却不是这样。（全世界其实都差不多）
中国传统的大城市都是以政治和军事目的为优先发展起来的。从西周开始到唐代这1200多年里，中华文明的首都基本都没离开长安。凡是像样的朝代，都会在长安定都。在这里定都本身就有政治合法性 BUFF。
另外从军事上来说，关中平原三面环山利于防守，再加上依托地形人为修筑的萧关，大散关，武关，和函谷关，潼关等军事要塞。在任何军事统帅看来，都是完美的建都之地。
另外，在当时在这里定都也有经济上的考虑。
今天我们谈天府之地是说成都，但在先秦时期，这个词却是用来形容关中平原的。在战国时期，秦国修筑的郑国渠使得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成为当时最好的农耕地。而农业的发达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来供养巨大的脱产人口。史记中甚至说，关中地区虽然人口和面积都只占天下的1/3，但却集中了天下六成的财富。
所以从周到隋唐，定都在长安，是将政治，军事，经济三大优势合一。所以长安的首都地位固然金汤。
但是到了唐代，虽然长安城的人口不断上升，但关中平原的人口比重却不断下降。在唐初到中唐这段时间里，关中地区的人口比重开始低于全国10%，而人口密度更远远低于河南、河东、河北、淮南、江南这些地区。
也就是说，在安史之乱之前，经济中心和人口中心已经东迁了，而政治中心却还留在关中平原。这就带来了隐患。关中平原凭借自身根本无法供养长安。
俗话说百里不贩樵 千里不贩籴。如果粮食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心相距更远，那么就没法凭借市场规律来解决问题，就要出现饥饿。
所以唐代强盛的时候，用政治权力来征收河北与江南的粮食，再运到长安供宫廷和管理消费-----在长安的粮价一般远远低于运输成本。这代表长安是全唐朝百姓血汗供养起来的，而长安则反过来为全国提供“管理艺术”。
唐代长安每年需要的外来输入粮食400万石，这些粮食大多依靠黄河来运输。但是在粮船朝长安运的途中，却有一道拦路虎。这个拦路虎叫三门峡。
今天提起三门峡大家只知道三门峡水电站，但在秦朝到隋唐的历史上三门峡却一直是全国大难题，因为黄河流到这里后进入了狭窄的峡谷，流速加快，水中布满了巨石和暗礁，以及漩涡。非常不利于行船。
粮船一不留神就会撞上去支离破碎，据说每三艘船就会有一艘被撞沉。唐朝时在三门峡一带船上撑篙人被称为“门匠”，通常都是山西平陆人。自古有句话“自古无门匠墓”，为什么没有？因为门匠们都迟早会死在水里。
不仅如此，因为要对抗巨大的逆流冲力，往往通过一艘船就需要数百人在岸上拉纤，河道又狭窄，有时一天难得过一条船。所以只有舍水就陆，把粮食从船上卸下来，在蜿蜒险峻的山道上用牛车运输，等过了这一段后再运到船上去。
但是当时的条件下山道也不好走，狭窄陡峭经常只能容一车通行，又常常遭遇山石滑落，甚至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总之一句话，在近代炸药出现之前，从东部地区通向长安的大规模运输问题是无法彻底改善的。
所以不管定都在长安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有多么明显，经济要素却一直要求新兴的王朝放弃长安，定都在更东边的位置。
唐代以后的朝代，不再想背负这个沉重的负担，直接在三门峡以东，更方便水运的地方定都。从洛阳，开封，再到北京，南京。无一不是为了降低物流成本。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历代对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环境的破坏带来人类社会问题的激化，内战与骚乱不停，于是近代西安人口进一步减少，在民国时期，人们谈到西安，已经不把他当成主要城市，在1930年，西安城市人口仅12.5万，仅为1840年的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