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上穆斯林的形成大体上分为两部分，少部分是唐宋时期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人，如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等地多属于此类。大部分是随着蒙古征服中国各部（党项、女真、南宋）带来的阿拉伯匠人及众多皈依者。蒙古人认为这些人是他们征服世界的协助者，因此给予这些色目人仅次于蒙古人的礼遇，政治地位比作为三等人的汉人、四等人的南人高得多。
元朝的蒙古人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拒绝汉化的游牧政权。蒙古贵族一直对龟缩于江南的汉族政权嗤之以鼻，端平入洛后更是对南宋的军事实力深感失望。早在蒙古灭金的1234年，蒙古各部已对中国之外的欧亚大陆展开征服。他们开始接触并接纳伊斯兰教与东正教，因此并不认为汉文明有什么过人之处。
北京作为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后，京杭大运河“截弯取直”，不再直达洛阳，而是由江苏入山东，最终抵达京津冀。伊斯兰教虽然相对“保守”，但阿拉伯商人素以经商的传统著称。得益于蒙古人的优待与扶持，哪里经济繁盛就去哪里聚居繁衍。沿运河城镇带来的繁华自然避不开经商者的目光，南运河河畔的河北沧州及下辖的泊头、山东德州、临清等地遂吸引大批穆斯林来此定居。尤其是元明清时期的古城临清，号称盛时繁华压两京，一时间竟有清真寺10多座。建国后除清真女寺外，尚有清真寺三处，西寺由于疏浚卫运河被拆除后，剩下的清真北寺与东寺成为中国汉地传统风格清真建筑的杰出代表。
与中国传统建筑以南北向为中轴线不同，清真寺建筑多以东西方向排布为主。因麦加的麦克白天房位于中国的西方，故向西才是朝拜穆圣的方向。清真寺与东寺隔南北向街巷相峙，两寺间距不足200米。东寺始建于明代成化元年（1465年，成化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朱见深是土木之变被抓的明英宗朱祁镇之子），正殿为宫殿式造型，殿顶呈凸字形四角飞檐。北寺始建于弘治年间（弘治是明孝宗朱佑樘年号，朱佑樘是朱见深之子），嘉靖43年重修（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熜年号，朱厚熜是朱佑樘之侄）。现存的东寺要早于北寺大约100年左右。
清真寺望月楼为重檐歇山牌楼式结构（歇山顶就是九脊顶，一道正脊，四道垂脊，四道戗脊，重檐即屋顶上叠屋顶），门楣正面镶毛泽东手书“清真寺”匾额，这块牌匾相对有些隐匿，幸亏有位回民老者指引。礼拜大殿前半部为庑殿顶（又名五脊顶，屋顶四面坡，一条正脊，四条垂脊，中国等级最高的屋顶样式），后半部为重檐，结顶呈山字形。中为八角攒尖顶,后出抱厦，两侧各掩一四角攒尖顶（各条垂脊向上交汇于一点，即无正脊的屋顶，正脊是指沿屋顶横向的屋脊，此处横向是指长边方向）。
在我们多数人的认知当中，清真寺应该是以绿白色调为主、阿拉伯文镶嵌、洋葱头穹顶、高举月牙标志等这样式的阿拉伯风格建筑。如今面对中国传统风格清真寺建筑时，难免会产生既熟悉又陌生之感。 明朝时期，汉族风格为主体、伊斯兰元素为点缀；建国以后，阿拉伯样式为主调、传统风格为补充。这种鲜明对比或参有制度上的奥妙，自然不是我等平民市井所能精晓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