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看过金庸先生的小说《倚天屠龙记》的人肯定都知道，“明教”在小说中占的戏份很大，它最早起源于波斯，后来传到了中土，名门正派一直认为它是魔教。
而且，在金庸小说的背景中，都是跨越大半个中国，各门各派一致要剿灭明教，也就是著名的“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
于是，小说中的朱元璋就设计夺得了教主之位，率领手下教众推翻了元朝，而后取明教的“明”字建立了“明朝”。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明教究竟是个怎样的组织呢？为什么在好几个朝代中，都能得到当时百姓们的拥护呢？
个人认为，如果说明教是魔教，那么百姓们应该就是想用魔法去打败魔法！
原因很简单：元朝末年，因为统治者的暴政，使得民不聊生，老百姓备受摧残，按理说当时的元朝政府才是真正的恶魔。
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作为当时的皇帝，元顺帝是如何一手打造了那样一个乱世，而当时的起义军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明教泛滥侵乡土，天下大乱明王出
乞讨三年有余，朱元璋重新回到了皇觉寺，但当时的元朝已经是天下大乱。因此，他觉得皇觉寺可能日后也待不下去了。
那么，当时的元朝到底是种什么情况？乱到了什么地步呢？
实际上，在几年大饥荒的过程中，淮西地区动乱的种子已经遍布各处了，而当时最活跃的造反者，当属游方和尚出身的彭莹玉（彭和尚）。
有道是：和尚不念经，一心闹革命！
彭和尚到处散播“弥勒教”，以烧香拜佛为名，奉弥勒佛和明王为大神，因此他的教就称为“明教”，而彭和尚则属于明教南宗一系。
至于北宗一系，就是当时家在河北栾城的韩山童，韩家几代人都是“白莲教”的教主，因此他们家并不是农民，世代都是当地土豪，一直都想趁天下大乱的时机，让老韩家成王成帝。
因此，韩山童就在当时的乱世中，口口声声地称“明王”要出世了，并且暗中联合手下徒众加紧准备。
“明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当时糅合了佛教、祆（xiān）教、基督教为一体，属于一种混合型的宗教。
武则天时期（唐朝），摩尼教就传入了中国，一度在汉人与回鹘（hú）地区非常盛行，信众也特别的多。
到了唐武宗时期，摩尼教就开始没落了，由于当时唐武宗毁佛，因此顺便就把明教也给禁了。
转入地下之后，本就属于宗教大杂烩的明教也特别能够适应地方性的生长，包括当时中国的道教，还有民间淫祀（不合礼制的祭祀）的那些神，以及原始传说中各种各样的神佛，全部都日益渗入其中，最终使得明教形成了一种类似“会道门”的组织。
到了北宋时期，明教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到处都设有斋堂，其中供奉的都是摩尼和耶稣的画像。
当时，在明教的教徒都戒吃乳葱，凡是有味的肉都不吃，以素食为主，而且还供“魔鬼像”。
之所以称之为“魔鬼像”，那是因为当时一般的老百姓都不知道，看到他们供的画像中都是黄毛绿睛的样子，都以为是鬼（其实是耶稣），因此那些不在教的人就把明教称之为“吃菜事魔”。
大家要知道，但凡是某种类似于邪教一样的组织，当它发展到一定的地步，肯定就会和政府叫板，日后明教又和白莲教合流了，于是就在缺少经济联系的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得如火如荼，还曾多次起事，但也很多次被政府给镇压住了。
到了元顺帝时期，天灾频频、人心思乱，正是各种邪教出手的好时机，于是明教的信徒们纷纷开始暗中串联，号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了”，所有人都蠢蠢欲动。
公元1337年，一个名叫胡闰儿的陈州人（外号“棒胡”）起事了，此次起事也是明教在当时规模非常大的一次暴动。
到了公元1338年，彭和尚的弟子周子旺又在惠州起事，自称“周王”，当时有五千多人跟着他一起造反，但很快就被元朝平灭了，由于彭和尚擅于用符水给老百姓“治病”，因此当时就得到了许多当地民众的掩护，侥幸逃掉了（在淮西地区潜伏了起来）。
黄河水患治不及，独眼石人祭反旗
关于元末大乱，其实除了各种政治和经济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导火索：黄河水灾。
当时，有一位名叫脱脱的元朝宰相，他是个知难而进的人，非要发起国内几十万人工去治理黄河，于是在至正十一年初夏，他就发调民工开河二百八十里，并且还任命一个名叫贾鲁的官员主持河政。
脱脱的此行此举，可以说是利在千秋，患在元朝。
一直都在寻找起事机会的韩山童得知元朝要治河的消息后，暗中凿刻了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石头巨人，派人把它埋在了黄陵岗（黄河开河的必经之地），而且还命人四处散布谶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于是，韩山童包括他的得力助手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就开始四处活动，大肆宣传明王出世的消息，并打起复兴宋朝的旗号，号称要灭掉元朝，恢复大宋之天。
可想而知，石人很快就被挖了出来，当时数以万计的民夫和士兵亲眼所见，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使得原本就遭受元朝政府重重压迫的当地汉人百姓们纷纷闻言思乱。
现如今，事先散布的谶谣已经应验了，因此大家都认为：元朝肯定就要完蛋了！
此时，韩山童自称他是宋徽宗（赵佶）的八世孙，刘福通则自称他是宋将刘光世的后人，于是大家一起推举韩山童为明王，开始聚众起事。
岂料，人多嘴杂，消息被人泄露了出去，元朝政府得知情况以后，立刻派出了几百人在韩山童造反的“开幕式”上把他逮了个正着，当时就把韩山童给斩了。
韩山童虽然死了，但他手下的刘福通，包括韩山童的妻子杨氏和儿子韩林儿却都逃跑了。
有道是：擒贼先擒王。
按理说，号称“明王”的韩山童都被元朝政府给杀掉了，他们的起义大事应该就失败了，岂料刘福通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他振臂一呼，旬日之间（十几二十天），当地的河工数万人马上就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当中了。
当时，这些人头缠红巾、一哄而起，一下子就把元朝的监工和士兵全部杀了，而后四处攻掠。
由于红巾军很快攻下了朱皋的大粮仓（粮仓位于今河南固始），还马上开仓放粮，因此很快就吸引了当地的饥民十多万人前来投军。
如此一来，使得江南大震、义军四起。
造反派的另一个大头目彭和尚得知消息后，自然也不闲着，于是就推出了一个名叫徐寿辉的人为主，拉起了一竿子队伍，继而攻克了沔阳、武昌、江陵、江西等地。
短短几个月时间，数支红巾军几乎就占领了西至汉水，东至淮水之间所有的土地，因此他们的这些力量就成为了当时元朝的“国中之国”。
苛捐杂税刮民脂，毁田还牧尽奢侈
元末时期，有一个名叫叶子奇的士大夫，写了一本特别著名的书《草木子》，其中就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使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句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
当然了，叶子奇所描写的这种景象并不是说到了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都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了元朝末期，名目更加繁多，划分得也更加细密而已。
政治上不必多说，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
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绝对是罄竹难书，当时北方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境地实际上是最为悲惨的，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的浩劫，都被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民经历了，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的良田也都成为了荒地，从前的衣冠之邦长久沦为了豺狼异域。
蒙古贵族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之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的大片官田和公田，他们还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强占）官田，而且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把它们没收为公田。
而后，这些所谓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包括皇帝，很快就把那些田地分赐给他们的宗王、贵族，包括寺庙。由此，这些大的奴隶主、领主，包括寺庙里的大和尚就各拥赐地，俨然他们就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
大家要知道，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范围之广有时能达到方圆三千里，其中的户数有的能达到二十万（注意：二十万户，不是二十万人）之多。
由于这些贵族和大寺庙的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还有免纳租赋的特权），因此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都转嫁到了当时所谓的自由民、农民身上。
尤其是在元朝初期，蒙元贵族们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当时上万顷的土地就被故意抛荒，成为了那些贵族们朝思暮想的故乡（大草原），供他们放牧打猎之用，而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那些人则被称之为“驱丁”，属于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
佃户人身无自由，高息压垮自耕农
在中国南方，除了大量人口被抢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的汉族人民还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那些汉族所谓“功臣”的剥削，以及那些投附蒙元政权的地主们的压迫，虽说这些大官僚、大地主也是南方人，但是在剥削自己老乡方面来讲，绝对是毫不留情，甚至还效仿北方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他们自己属下的佃户。
元朝佃户和元朝以前及以后朝代的佃户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可以整家整家地被他们的田主任意典卖，而且他们后代生下的儿女也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属于农奴制的一种另类形式表现。
当时，即使在元朝南北地区大罗网中星星点点，还留有一些少数的自耕农，但他们也依旧被蒙元政权沉重的徭役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
无奈之下，他们又常常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于是只得向官府包括和官府勾结的那些色目商人借高利贷，这高利贷当时还有一个名称叫“斡脱钱”（斡：wò），利息听上去还有一个挺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
羊羔儿息听着很好，实际上却很是惨烈：一锭银本，十年之后能飞升到一千零二十四锭！（妥妥的一个子孙贷！）
在如此残酷的压榨之下，当时元朝的自耕农们纷纷破产，不得不举家逃亡，而这也是元朝社会那时候广大地区的常态。
大肆印钱引通胀，信用破产遭反抗
日后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一些人，总是炫耀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唯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畅行无阻。
实际上，这种畅行无阻却是基于铁火强权，还有刀锋下的强制。
除了元初忽必烈时代的交钞还有一些基本的信用之外，这种基本没有任何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但凡是懂得经济的人都知道）：在蒙元政权的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就是它的金融政策。
元朝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与日俱增，在红巾军乱起之后，元朝政府的军费支出越来越多，因此元朝的朝廷就开始每天拼命地赶印纸币，最终使得那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在所谓元朝的那些和平年代，蒙元凭借这种纸币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
除了支付军费，征服用的开支，包括维护官僚机构运行的费用以外，实际上都是在巧取豪夺，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回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以及各种精细（精美）的地毯，放在现在来看也属于骇人听闻的奢侈品。
因此，一部分东西方的蒙元史家，他们口中夸夸其谈的这个横跨欧亚帝国的交通线，它们最初本来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方便运输那些帝王贵族们必须的奢侈品，还有就是能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
至于后世有人说什么“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绝对不是蒙元统治者当时的初衷，他们至死也没有什么人会想到如此的积极意义。
而且，当时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一切的方便举措都是建立在广大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
无论如何，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那一张张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溃之后，再想继续统治就难于登天了。
不得不说，在冷兵器时代，经过近百年实施如此残暴而没有人性的统治，元朝的灭亡就成为了必然！
元顺帝不仅自己瞎折腾，他还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于是，元顺帝就让一个名叫秃鲁帖木儿的大臣教他的儿子有样学样。
根据史书记载：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
大家要知道，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海陵……这些帝王都是非常淫暴的，但是他们都是自身宣淫、自身暴虐，对于自己的下一代，包括储君太子、皇子们，却都是交给那些名师硕儒去教导、教诲，从来没有像元顺帝那样派人教自己儿子学坏的。
因此，单从这一点来看，元顺帝绝对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向自己儿子传授性学古怪大法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