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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九月，大唐发生了一件颇为棘手的杀人案。富平人梁悦为父报仇，杀死了秦杲，然后主动前往县衙请求治罪。
当地县令经过审理后，无法做出判决，遂上报给刺史，刺史又汇报给了大理寺和刑部，还是争议不断，最终送到了唐宪宗那里，唐宪宗下敕书道：
“有关复仇的规定，若按照《礼记》的说法，在道理上杀父是不共戴天之仇，但若引证法律条文，杀人的人就应当处以死刑。
礼教和法令两项，都是帝王实行教化的重大依据，既然存在着如此大的区别，固然应当通过辩论商量明白，应该让尚书省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再予上奏。”
于是，尚书省集结了所有与之有关的人员，包括刑部、礼部、大理寺、御史台，以及翰林院、国子监等部门的官员、学士一起讨论。职方员外郎韩愈认为：
“刑律中没有关于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条文，并不是因为遗漏。而是若不允许为父报仇，便伤害了孝子的心，违背了先代帝王的教训；若允许为父报仇，人们便会凭借法令擅自杀人，从而无法禁止此类事情的发生。
所以圣人在经书里将此中的含义反复强调，而在法律中将此类条文深深隐没，用意是让执法的官吏一概本着法令裁决，而让尊奉经学的人士得以援引经典加以议论。
应当将所规定的此项制度表述为：‘凡是为父亲报仇的人，事情被举报后，应当一律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召集有关人员共同审理，斟酌合理的情由，做出应有的处治。’这样，经书和刑律便不会失去原有的意义。”
参加讨论的人纷纷同意韩愈的看法，并上奏给唐宪宗。最后，唐宪宗颁布敕令判决如下：“对梁悦处以杖刑一百，流放循州。”
这件案子看起来虽然很小，但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后世也多采用韩愈的处理方案，有点类似于西方陪审团的做法，先用法律衡量，最后用道德、习俗纠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