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是北宋时的著名宰相，被范仲淹誉为“王佐才也”，以为官清廉著称。《宋史》称赞他“公忠直亮，临事果断”，“有大臣之风”。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一代名相，一封2005年6月19日在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上，以462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出的书信真迹，暴露了他的另一面。
信是富弼亲笔所写，收信人的姓名职务等已不可知，信内容不长，寥寥数语：
“儿子赋性鲁钝，加之绝不更事。京城老夫绝少相知者。频令请见，凡百望一一指教，幸甚！幸甚！此亦乞丙去。弼，再上。”
显然，从信的内容来看，无非是请收信人“关照”自己的儿子。至于“关照”什么，信中没有说，大概也不便说，但最后特别强调的一句话，似乎揭示了缘由：“此亦乞丙去。弼，再上。”用常用的话说，就是阅后即焚。显然，这封信所托的大概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但为什么特别强调要“丙去”呢？这是因为富弼书信的内容，涉及法律上的一个行为：请托。
请托是以打招呼、拉关系等方式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古代法律一般称为“请求”，即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走后门”。它与一般的行贿不同，行贿是“有事之人以财行求”，请托则仅仅是“从主司求曲法之事”，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要求主管人员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处理，而区别在于前者是“用财行求”，而后者不用财，仅仅是打招呼而已。由于两者的手段不同，因此处理也不同。
《宋刑统》沿袭了《唐律》，在《职制律》专门规定了“请求公事”一门，明确规定：“诸有所请求者，笞五十，主司许者与同罪；已施行者，各杖一百。”但如果“所枉罪重者，主司以出入人罪论；他人及亲属为请求者，减主司罪三等；自请求者加本罪一等。”因此，富弼写信打招呼的行为，就属于法律上的“请求”，依法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虽然富弼身为宰相，不可能真的因此而受到刑罚的责罚，但毕竟有损于他的声誉，所以他在信后再三强调要将此信焚毁，只是没想到收信人将其保存了下来，才使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一真迹。
那么，如果富弼写信请托之事东窗事发，他会受到怎样的处理呢？对此，我们不妨看看稍后发生的《宋史·丰稷传》中提到的丰稷“治参知政事章惇请托事”。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年（1080年），太学博士朱服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见习御史），他上任伊始，便上书宋神宗，检举揭发了这样一件事：朱服还在任太学博士时，同为博士的袁默悄悄告诉他，说他会有新的任命，将出任御史；一般御史的任命有一段考察期，但这次由于参知政事章惇的大力帮助，所以任命很快就会下来。朱服认为袁默说的是小道消息，也没有在意，听过就算了。但不久之后，成都路转运判官周之道又来找朱服，自称是受参知政事章惇所托，前来致意；因朱服身为御史，故不便书信表达，只是传达了章惇的口信。
监察御史里行的任命发布后，宋神宗亲自召见了朱服，勉励他尽心履职。朱服认为章惇身为参知政事，“乃委曲传意，揽为己恩，况执政之于御史，不应交通”；章惇两次托人前来致意，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尽管袁默与自己是同事，周之道又是自己的亲戚，“然以职居言责，不敢隐默”，故而检举揭发了此事。于是宋神宗便令将此事交大理寺审理。
由于章惇是执政大臣，不同于一般的人犯，所以侍御史知杂事舒亶建议，如果章惇不承认，可委派御史参与审理。于是宋神宗又派监察御史丰稷会同大理寺官员一同审理。章惇对这一指控自然矢口否认，说自己过去只见过朱服一面，后来再无往来；朱服做御史之后更是“无相闻之理”，绝无请托之事。
大理寺见章惇不承认，便又提出他父亲同弟弟倚仗权势横行乡里的事，对他进行指控。章惇父亲章俞及弟弟章恺侵占百姓沈立的田地，沈立拦章惇车驾告状，结果被章惇投入开封府大牢；而开封府官员畏惧章惇权势，不敢秉公执法。章惇向朱服请托致意，可能也与此事有关。于是，二罪俱发，最终章惇被免去参知政事，贬为蔡州知州；周之道和袁默替章惇传递口信请托，周之道被判处徒一年，袁默被判处杖一百，并勒令停职，这个处罚应该是很重的；开封府知府钱藻及相关官员也都受到处罚。
章惇向一个见习御史请托致意，遭到举报；尽管他也担心落下把柄，只是请人传达口信，但还是遭到贬斥。由此可见，富弼再三要求收信人阅后烧毁信件，显然也是担心落下请托的罪证。富弼和章惇都是宰相级别的官员，一旦坐实请托的罪名，后果尚且如此严重，其他官员便可想而知了。
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件请托案：建炎四年（1130年），著名爱国词人王以宁被控在湖南鼎州任上“妄用便宜，专杀掊敛，害及两路”，被贬为监台州酒税。王以宁的母亲陈氏向川陕宣抚使张浚请托，希望让王以宁能够自由行动。张浚将此事向朝廷作了汇报。宋高宗赵构认为王以宁“罪大责轻，今又干宣司（向宣抚司请托）”，于绍兴二年（1132年）将其追贬为永州别驾、潮州安置。陈氏弄巧成拙，却也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