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晋尤其南朝的那段时期，士庶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士族不能做低档次的官，庶族即使能干上高官也不会被士族接纳。士族与庶族同席而坐，士族往往将自己座位搬得远远的，士族认为与庶族同席是可耻的。为什么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会有这种现象呢
这要从西周说起。原本西周之前士指从事耕作的男子，进入西周、和后来的春秋时期，演变为指王和诸侯国中的“国人”，国人指在都城及其邻近地区生活的人，这就意味着不包括这之外的人，这群人就被称为野人（也可以称鄙人、庶人）。二者间泾渭分明，后者地位低下，连为统治者当兵征战的资格都没有，更别提当大官了；前者则被统治者视为自己的人想要当士兵、官、甚至农民都是可以的。正是由于有意识对人进行分化，到了春秋末年，士这个称呼更上一层，变为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的通称。而野人又被叫庶人，庶人一词还带有平民的意思。在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季氏》中有言“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从中可以分析出当时社会是对庶人带有歧视，并且已经具体使用了。
慢慢的历史进程到了东汉，地主阶级势大，当中有不少身居高位的。对于这种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士又成为他们的专称。而且形成了对上层阶级的垄断，例如汝南袁氏从章帝时袁安任司空算，先后有四世计有五人位至三公，当时可谓是门生故吏遍天下。于是新的名词门阀诞生，伴随之的还有特权，自此起官员开始讲究出身。曹丕用了陈群的提议，有了九品官人法，就是九品中正制来选人。这样子就在士族人眼中有了以一、二品为上品，三品以下都是卑品。大致三、四品还勉强可的做官思想。他们的姓氏也因官位被人分化为甲乙丙丁四等，被称为右姓。具体划分是“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正是有这种社会思想，高官的子弟们代代荫蔽。久了还产生了认为如果自己去办公务是俗事，而且其他膏粱子弟会耻笑他。那么他们去干什么呢，也没闲着，写诗弄画去了，要不就是清谈。还有的人“熏衣剃面，傅粉涂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有点像现在的国剧。他们出入呢还要穿戴着宽衣、博带、大冠，总之身上的衣饰都得大。连马这种当时的交通主力都不能骑，进出的话得要靠车辆代步，下来和进门必须有人搀。
他们在这种状况下刚开始几十年还是有不少好作品问世的，久之连自己做这种事情都认为可耻，于是就叫人代劳了。说白了这时候的高官及子弟沦为了蛀虫。
而且外面的人象进入士族根本进不了，话说有个叫的徐爰在刘宋时是个熟悉朝章国故的人，文帝命将出师的时候经常派他到军前传旨。有次文帝想要提高他地位，就叫王球和殷景仁一同去。那个王球出身于门第最高的琅邪临沂王氏，就是王导、王羲之的那个王氏。他不乐意和徐爰前去，还有番大道理：“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身为一国之君的文帝不仅是碰了钉子，最后还要打自己脸承认不对。
南梁侯景之乱时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众多士族子弟居然怀抱金玉活活饿死，即使如此，士族也改不了记性，一年不如一年。终于到了隋朝有了科举制，再到朱温起事时士族踪迹了了，到了北宋就没了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