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建国之初，就由朱元璋制定了“片板不许下海”的政策，虽然后来永乐年间，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但是毕竟属于短期的、政府的行为，从国策上总体来说，还是坚持了禁海的大方针。那么，明朝为什么禁海呢？后来明朝的国策又逐渐变成了开海，又是为什么呢？
在元朝末期、明朝初期，日本正处在诸侯割据、攻伐战乱的时期，很多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大名等人，就会组织手下的武士、浪人，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劫掠，导致当时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胜其烦，朱元璋为了防止海盗滋扰，就下令海禁，而且是绝对的海禁，就是“片板不许下海”。严禁海边的官民“交通外藩，私易货物”。
其实这个时候，朱元璋制定这样的国策，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尤其是唐宋两代的快速发展，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地大物博，确实不是什么夜郎自大，大家有心查找文献资料，就会发现，只要是和外国通商，我国一直做的就是输出物品，然后赚外汇，而国外大多送来番茄、猫、长颈鹿、狮子等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明朝除了钱，不需要任何番邦的东西，而番邦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而明初，举国上下最需要的就是稳定，禁海有效地解决了海盗问题。
等到永乐年间，朱棣沿袭了禁海政策，并严令禁止民间私自出海贸易。而自己却组建了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最庞大的航海团，并七次出海，宣威海外，也带回了外国的大量白银。人民发现，开海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开海的呼声越来越大，而且自嘉靖三十一年起，长达十五年，沿海饱受倭寇侵扰，朝廷和百姓都发现，禁海已经不能够解决沿海的安全问题，要消除倭寇问题，堵不如疏。所以在后来的数十年里，朝廷官员分为开海和禁海两派，各说各的理。在当时的局势下，开海未必是奸臣，禁海未必是忠臣，这背后都有巨大的利益驱使。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沿海发生了大倭患，人们逐渐认识到，海洋蕴含的巨大利益和商机。唐枢、谭纶等开海派认识到，倭寇的问题久治不绝，根源在于海禁过于严格，倭寇和商人本身就是同源，能够正常通商，那么很多倭寇就转为了商人，而如果不能，很多商人就铤而走险成了倭寇。开海派的林希元说：“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就是说佛郎机也就是后来的葡萄牙，他们不是海盗，而且还为我们抵御海盗，他们不但没有害，反而有利于我们的百姓。
而禁海派则坚持认为，开海确实能获得巨大利益，可是贪图一时的利益，一旦开市，没有办法有效的禁止和监管，既有悖于祖宗章法，也容易发生难以收拾的祸乱。面对国内越来越高的开海呼声，隆庆初年，皇帝同意了开海，并开始了五十多年的开海政策。隆庆皇帝开海政策，极大的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但同时因为只允许漳州和泉州两地开海，导致了其他沿海城市贸易的不平等，也就导致了走私的兴起和猖獗，也为后来明朝再次禁海埋下了隐患。
万历末年，由于走私和海盗活动日益猖獗，而且荷兰人夺占了台湾，明朝合法的月港贸易迅速衰落，明朝海疆再次陷入紧张局面，只好下令关闭月港贸易，再次禁海。等到明末，海洋政策更是反复变动中，仅天启、崇祯年间，就经历了天启元年开海、天启四年禁海、天启五年再开海、崇祯元年再禁海、崇祯六年再开海。
那么，明代的海洋政策为什么总是反复变化？其实就是海洋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不断碰撞和协调。明初，国内外形势紧张，朱元璋选择禁海，解决了当时沿海安全的主要矛盾。但同时这一临时性的政策，却成为了祖宗成法，羁绊了后世的发展脚步。到嘉靖年间，人们能够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意义，但大部分保守派固守老旧思想，不能看清形势。隆庆年间，月港贸易得以开放和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和体验到开海的好处。但是，由于当时落后的海防机制，一旦海疆安全出现威胁，保守派就会将原因归结于开海。然而，这时禁海已经成为临时的防御政策，开海的好处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可，大趋势已经不可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