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
盖棺论明祖一生，仍不乏争议之声，这其间有宵小者；有狭隘者；有知之而不行者；有不知而作之者。
煞有介事，言之凿凿言明祖为中国封建王朝衰落的源头，要其担落后海洋文明的罪责。苦心孤诣，照本宣科说明祖是中华理教最大的推手，要其背数百年思想痼疾的枷锁。
为落后开脱，上溯历史寻找源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突然有人说明太祖朱元璋实为昏君，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朱元璋是“昏君”，你说呢？
事先声明，本文纯属自语之作，杠精请闪避，这个粉儿，那个精的，自动退让。
中国历史上最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皇帝，是昏君吗？
在绵长的封建统治时期，皇权即意味着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哪怕是草根出身的皇帝，一朝掌握天下权利，也会转而为包括贵族、世家、官僚等地主阶级利益所服务。
出身“低贱”，怀有“众生平等”思想的帝王，又怎么可能是昏君呢？
除去划代而治的东西汉，有明一代，不算南明三位皇帝，共计十六位皇帝，统治二百七七年，名列王朝统治时间表的第二位。
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明朝是中国封建统治的顶峰之一，而在这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高峰，则来自那个让人爱恨两难的南北宋。
“日月重开大宋天！”
朱元璋正是打着恢复“大宋”的旗号，建立了明朝，正是因为如此，从“史学界”到“知识界”，再到“意识形态界”，均有大量关于宋朝与明朝的比对，主要意旨就是为了明证明朝的“退步”，寻找到中国在数百年后落后的“源头”。
有观者会发文，笔者到底要说啥，到底是“昏君”，还是“落后”，是不是跑题了？
这是两件事，但终归是在一条跑道上，问题的根源在于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诸多政策建设和社会构想之中的。
我所说的前代是指两宋，而非混沌的草原政权。明代在许多方面与两宋相比，确实有相当大的退步。
从财税收入方面，终明一代的最高峰，也达不到宋代高峰时期的三分之一，究其原因正是来源于朱元璋的抑商政策，宋代的主要财源来自于工商税收，而明代则以农业税为主。
两宋的税收是以现金为主，充分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货币的流通，而明代则恢复了旧时的粮食和劳役税收，极大的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另外，从文化艺术到边贸政策，从地方发展到礼法制度，明朝都与两宋有着极大的区别，越来越有退步的趋势，也与世界发展大势渐行渐远。
这是因为朱元璋“昏聩”吗？
答案是否定的，一个定鼎天下的开国之君，怎么会“昏聩”呢！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朱元璋“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
从赤贫到僧人，从乞丐到义军，一路走来，朱元璋最了解农民所需和所求，也最记恨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
定鼎天下之后，朱元璋自觉与农民阶级站在一线，扼制和打击地主阶级和地方豪强，当然客观上讲，经历了整个农民起义阶段的他，也更能明白怎样能更好的维护统治。
无论是性格特点上出发，还是为了君主集权需要，农民的利益，一直是朱元璋制定政策的首要考量。
迁移地方富户十几万户，一方面遏制区域发展，一方面消灭富户地主阶级。利用制裁贪腐，进一步消灭地方豪强地主，如“四大案”延伸消灭地主无数。
有人说他仇官，官僚的盘剥和权臣政治，对朱元璋来说是王朝的重大警示，更重要的这些人正是站在他所依靠的农民阶级的反面。
朱元璋打击贪官，一方面出于自身经历的影响，一方面出于对大量元代遗留官员和功臣阶级的打击和警示，更重要的是能够进一步笼络民心。
一系列的操作，均是为了稳固农民阶级的利益，达到进一步的君主集权，到了洪武三十年，全国的大量人口均被稳固在土地之上，农民成了国家最主要的有生力量。
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国家趋于稳定，休养生息的人民重新恢复活力，也达成了著名的“洪武之治”。
但是客观上讲，朱元璋在政策制定上，已完全暴露出其稳固统治，君主集权的主旨目的。他加强了户口普查，将全国人民登记造册，禁止人口流动，并用峻法严控人员私自迁徙。
制定职业世袭制度，将人民分为军人、农民、工匠等职业，立法规定人民一生轨迹，一切职业父子相继，不得随意变更。
立法规定国家礼仪制度，衣食住行各方各面都有严苛规定，从发型、穿着、用度、房屋均有要求，绝不可以逾越礼制。
朱元璋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多为控制农民阶级，遏制官僚体系，达到权利平衡，但社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的被遏制。
抑商政策，极大地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到来的时间，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让生产力也无法达到创新。封闭的整体外交外贸政策，更让整个国家从思想状态和对外认识上出现了偏差。
还是那句话，要输也是输在“意识形态”，而非哪位“明君”或者“昏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