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与一个政权的命运息息相关，许多王朝的覆灭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其中财政危机成为主要形式。
《明史·食货志》对明朝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明朝的经济危机是从嘉靖年间开始的。由于明世宗“耗财之道广”，使得“府库匮竭”，单靠往常的赋税额度已无法支撑政权的运转；所以万历、天启、崇祯等皇帝为了尽可能多地搞到钱，便重用“言利之臣”，采用加赋重征、矿税四出、横敛侵渔的方式，从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财富。然而百姓的主体一般又都是农民，他们的经济实力弱小而不稳定，因不堪重负，要么舍本逐末、弃农从商，要么相聚为寇、四处流窜，更进一步地破坏了社会生产，阻碍经济发展；最终朝廷也搞不到钱，百姓则更加贫困，导致王朝在内战中走向灭亡。
明朝的经济困境始于嘉靖
嘉靖以后明朝的经济发展困难
三饷加派是明朝末年继万历矿税之后，在经济方面的又一大恶政。所谓的“三饷”分别是辽饷、剿饷和练饷。其中辽饷早在嘉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嘉靖年间，明朝的经济开始陷入死结。当时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三百万两，其中十分之七用于日常开支，十分之三进行存储。因北有鞑靼、南有倭寇，边警不断，而军费亦增多，可是朝廷仍不知节度，动辄兴修土木、东郊西祀，使得财政吃紧。言利之臣为了讨好皇帝，便百计生财，甚至通过变卖寺田、赎金免罪等做法来增加财政收入，这对国家的纪纲造成很大的破坏。
到了嘉靖三十年时，迫于俺答屡次入犯，京城周围戍兵增多，军饷逐渐不足。于是户部尚书孙应奎建议向浙江等地区加派一百二十万赋税，这是辽饷加派的开始。
万历初年，辽东地区得到短暂的和平。但不久之后努尔哈赤起兵，不断侵犯边界，迫使明朝用兵于辽左。万历四十六年时，辽饷骤增三百万，当时经过多年增收矿税后，内帑尚且充盈，但万历皇帝却不肯动用内帑的钱财。户部尚书李汝华只得从百姓身上搜刮，全国范围内除了首都和贵州以外，增赋五百二十万，岁为定额。
谁知直到崇祯年间，明朝仍无力平复辽东，在经历十多年的加派辽饷之后，朝廷未能收复寸土，反而继续增派二百八十万，使辽饷增到了九百多万。当时，陕西与河南已经出现了流寇，农民因不堪赋税加重，纷纷响应“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号召，加入义军。崇祯帝却仍天真地下诏说：
“不集兵无以平贼，不增赋无以饷兵，其累吾民一年。”
谁知一年后，老百姓迎来的并不是免征辽饷，而是继续加派剿饷和练饷。
“其累吾民一年”
为了平乱而加派的剿饷和练饷
所谓的剿饷就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加派的军饷，最初打算加派一年即止，谁知官军始终无法将农民军彻底平定。为此，有人认为是官兵缺乏训练的缘故，进而又催生了练饷。
崇祯十七年时，蒋德璟对崇祯说：“既有旧饷五百余万，新饷九百余万，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臣部实难辞咎。今兵马仍未练，徒为民累耳。”他又暗示说：“向来聚敛小人倡为练饷，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
崇祯不满意，问道：“聚敛小人谁也？”
蒋德璟不敢指责皇上和辅臣杨嗣昌，只能把锅推给官位较低的李待问。崇祯自然知道蒋德璟的话外之意，辩解说：“朕非聚敛，但欲练兵耳。”
蒋德璟不认同，他给崇祯分析了三饷加派非但无效，而且贻害无穷的事实——所练的兵马数目与对外宣称的严重不符，大部分军饷也并未分发给士卒，而是流进了皇族、贵臣与宦官的口袋。
崇祯又继续辩解说朝廷已经下令把三饷并为一饷了，蒋德璟再次力争，说：“户部虽并三饷为一，州县追比，只是三饷”，揭穿朝廷政策落地后走样的事实。最后，崇祯震怒，想给蒋德璟扣上朋党的帽子。蒋德璟为此而罢官，崇祯后来才勉强取消了练饷。
当时的御史郝晋也透露出三饷加派的严重性，他说万历时全国边饷才二百八十万，结果到了崇祯年间，竟然增加到了两千多万——
“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崇祯在民穷财尽之际，所加派的三饷数额远远高于前代，却没有使兵马得到增加、装备实现改良，其政权之腐败可见一斑。而直到在吊死煤山的前八天，崇祯才颁布罪己诏，“始免加派三饷”，其悔悟亦颇类后唐庄宗——据《新五代史》记载，后唐庄宗被叛军围困，他尽出金宝以劝勉下属，结果下属却不为所动，说：“陛下与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明朝的百姓果然不感恩崇祯，在免除三饷后的第三天，他们便跟随李自成攻入北京了。
三饷加派为什么成了明朝的死结？
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英明的统治者都懂得量入为出，不敢大肆兴作，以免导致败亡，这已被历史经验所反复检验。秦隋都因不惜民力，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结果遭致覆亡；汉武帝南平百越、北击匈奴，代价却是天下户口减半；元朝的脱脱大兴土木，发动几十万人去改造黄河，最终也造成了兵乱。
明朝自嘉靖以后，日益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为了应对外敌入侵，最先加派了辽饷。结果谁知辽东战事打成了持久战，加之天灾流行，官吏腐败，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而为了平定农民起义，又催生了剿饷与练饷。官府就好比先用白纸去包住火苗，在火焰烧旺之后，又想用树枝去扑火，结果使火烧得越来越旺；一环扣着一环，矛盾与危机变得越来越大，最终陷入死结。
西汉时，盖公对曹参说：“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天下无事，则百姓安定，上下皆相安。如果统治者去滋扰民众，折腾得民不聊生，那么在民众浮躁起来之后，再想使平静下去就困难了。《老子》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人心浮躁则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又导致民心思乱，最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倘若明朝在面对辽东问题时不那么急功近利，能够任由熊廷弼等人去长期经略，则可以适时减轻百姓负担，平稳发展经济，充实后备国力，避免其因加派辽饷而陷入困境。百姓不陷入困境，流寇就不会兴起，即使兴起也不会得到广泛的响应，也就不会出现剿饷和练饷了。然而崇祯浮躁心急，连袁崇焕的“五年复辽”都嫌过于长久，一定要集中民力以便在短时间内解决辽东问题。其加派三饷也是在“累吾民一年”的心态上做出的草率决策，一旦局势不利，便无法应对，结果辽东迟迟未能恢复，辽饷也迟迟未能取消，进而引发了更多问题。
当三饷加派引发各种问题之后，明朝也就陷入了死结。不继续加派，朝廷就无力在辽东抵御清兵的侵略，也无法阻挡农民军的攻击，甚至连兵马都没法招募。而如果继续加派，就会使民心更加倒向农民军，当时李岩写的《劝赈歌》在民间广泛流传，“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的句子在群众间引发广泛共鸣。最终北京城破之时，连守城士卒都不肯为崇祯卖命，“鞭一人起，另一人复卧。”
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解决三饷加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