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巅峰王朝，唐代政府高层的决策，不仅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也受到它所处历史时代的限制。即所谓“任何人任何事都跳不出历史的长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高层政治家的经历和经验对决策的过程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刻上他们专属的印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的决策与实施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决策的局限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利益的局限性。
和历朝历代一样，唐代高层官员做出政治决策的根本目的，始终是为了维护皇帝和贵族、官僚集团的长久利益。唐王朝建立之初，唐太宗就曾经对群臣说：
“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意思说得很露骨，即怜百姓的目的，不过在于唐朝统治集团得以长享富贵而已。
作为中古中国法律的集大成者——《唐律》，对贵族和百姓犯罪所受到的惩罚做了专门的区分，其维护封建皇权和贵族官僚利益的等级性是非常鲜明的。
唐代高层政治决策中利益的局限性的另一表现，是决策的重心，始终放在为巩固封建皇权以及在统治集团内部不断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
唐太宗就曾多次说：
“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
学者宋敏求所编《唐大诏令集》中，收入了唐中央政权在不同时期发布的不同内容的诏令，从其统计的内容来看，直接有关皇室活动，宰相、大臣等中央政权内部成员的地位变动和关系调整部分的诏令，共有919件，约占诏令总数的57%，而对地方藩镇等进行调整和变动，包括采取军事行动的诏令有90件，约占总数的6%。这两项的总和为63%，将近占诏令总数的三分之二。
可见，唐代高层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对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级成员，进行不断地位和权力的调整，以达到对其占有的权力和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目的。
相比之下，直接与农事等经济活动有关的诏令却只有91件，占总数的约6%，显得十分微少。
唐王朝所颁布诏令内容在高层和百姓底层的不平衡，是因为唐代中央政权，首先是作为一个为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系统而存在的，对有关政治事务的处理决策，以及如何执行这些决策，是这一封建王朝政治利益存在的主要表现形式，所以这个类别的决策占据最大的比例和主流地位。
其次，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是农业，小农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封建王朝只要能够保证农民获得简单再生产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不作过多的干预，小农经济即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即使挖掘唐代高层有关经济方面决策的重点，也主要是放在对于户口的控制，赋税的征收和漕运方面，对于直接关系农业发展的农田水利的兴修等民生方面明显关注较少。
唐代高层政治决策对于利益的局限性再一表现，是其对社会等级制度的严格维护，这与唐代前期依然存在影响力很大的士族势力有密切关系。
钱穆说：“南北朝门第势力，在唐初依然有其相当的力量，太宗至以朝廷官爵与社会门第争崇卑。…建官要职，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荫，得至将相。故唐代宰相，尚可以世系列表。可见唐代政权，尚与门阀有至深之关系。”
由此，唐代高层决策，对维护社会的等级制度，保护统治集团利益不遗余力，尤其对能直接显示社会身份与地位的住宅、服饰、车马等，更是作了许多严格的限制。
比如唐文宗曾经对不同等级贵族、官吏和平民住宅的规格有三令五申的强调。这显示出即使到唐代后期，高低贵贱在住宅方面也是要严格遵守社会等级限制。其次对社会身份和地位有直接显示作用的便是服饰。唐代君主多次颁布诏令，从衣料、色彩、形制等方面，严格区分不同社会等级的服饰与穿着，以固化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集团利益。
唐玄宗开元时期，统治集团更进一步对不同社会等级和阶层穿着服饰的用料与式样，进行严格的限制。
唐玄宗的诏令中，对衣服、帽子、鞋子等的用料及式样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对社会等级秩序的维护可谓费尽心思。但唐代社会的发展却并不如统治集团的主观意志之所愿，服饰用料和穿着方式的变化，不断突破等级制的规定。
可惜还没到晚唐，从唐高宗、武后以后，社会风气便发生明显的变化，贵族以外在服饰方面开始追求时尚，贵贱无别。虽有诏令禁止，也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唐代中后期，在文宗、武宗、宣宗时，多次颁布在服饰穿着方面进行规范的诏令，可见唐代统治集团通过服饰制度固化社会等级，以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决策，是并不成功的。
政策是统治者意志的延续，从唐代高层政治决策聚焦的内容、比例便可窥探唐朝统治集团对于施政决策的目的所在。今人更多地向往唐宋，但挖掘历史长河局限性的背后，一条清晰的主线便映入眼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