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府为增加处于国家控制下的劳动力，义男在法律上被定义为良人身份。义男的良人地位在不同的情况下又被分为不同的身份类型，包括雇工人、异姓子孙、凡人等等。义男身份类型划分的标准，随着朝代的更迭也在不断地变化完善。
正统年间，过房年龄与是否被恩养，是划分义男法律地位的重要标准。若义男十五岁后被收养且没有经过义父母的养育，在法律上就是雇工人身份。
可以说雇工人是庶民之家的奴仆，但是其并无主仆名分。虽无主仆名分，但是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要低凡人一等。与奴仆相比，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要稍高一等，如雇工人殴家长大功亲罪比卑幼殴大功亲尊长罪处刑轻三等。
与奴婢相比，雇工人侵犯家长，罪罚有与奴婢侵犯家长同者，也有较轻者，此即作为雇工人的义男与奴婢的不同之处。义男在十五岁前被收养且受义父母的养育之恩，需对义父母尽孝，这里需尽孝的义男就相当于异姓子孙。
把义男作为异姓子孙、雇工人还是奴婢放在一起，并以特定的条件加以区分不同的法律身份。最大的变化是将庶民与缙绅之家的义男进行了区分，对于庶民之家的义男其划分与《问刑条例》中的基本一样：恩养年久依异姓子孙论、恩养未久依雇工人论。
不同的是，同是“恩养未久，不曾配合”的义男在士庶之家就依雇工人论，而在缙绅之家却比照奴婢论。这可以说这是国家对民间地主阶级蓄养奴仆的妥协，表明国家对缙绅之家蓄养奴仆已采取默认态度，这也是明初禁止士庶之家蓄奴政策的一个转变。
虽然国家变相的允许庶民之家存在奴仆，但是，高桥先生认为“新题例”仍然保持了良民不能通过买卖的方式转化为奴仆的原则。
对于高桥先生的这一观点，高寿仙先生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从法律上来看，“比照”不等于“真是”，只是在犯罪定罪时“比照奴婢律论”，这只是相对于家长而言，对其他人而言依然是凡人身分。”
对于义男法律规定的不断变化的原因，可以从欧阳凡修《明清两代农业雇工法律上人身隶属关系的解放》一文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在古代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等级形式和阶级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形式与内容统一于“名分”关系。但是，到了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不必就是等级关系上的统治者的时候，所谓“名分”关系所包含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便产生了距离。原则上，“庶民”是不得“相臣”的，但实际上，“庶民”之“相臣”者却大有人在。
现实生活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正视这种“相臣”的现象，不得不承认其必要性。在新条例制定的时候，“缙绅之家”和“士庶之家”都在蓄养“义男”的现实生活迫使政府在“条例”中明确“义男”的法律地位。
“义男”法律地位因“家长”之“缙绅”与“士庶”而异，这说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既不甘于轻易放弃“庶民不相臣”的根本原则，又迫于现实，不得不修订这个原则。其结果就是对“家长”做了分别对待。把蓄“奴”定为“缙绅”以上等级的特权，而“士庶”只有役使“雇工人”的权利。”
明朝政府为最大限度的掌握劳动人口，不承认庶民之家义男的奴仆身份，因为一旦承认义男的奴仆身份，义男就会成为主家的附属品，而不再是国家管理下的编户齐民。
因此，政府在法律上将义男定为良人身份，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将义男比照奴婢论、以雇工人论或例同异姓子孙。无论是将义男依异姓子孙论、依雇工人论还是比照奴婢论，这都是法律上的规定。
仅仅着眼于法律规定及其变化，是很难了解当时义男的实际状态的，真实情况下义男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如何，还需进一步摸清这些法律规定在实践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