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科举制的基础上确立了一项全新的教育制度，即为“庶吉士”制度。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为了迅速使国家政治回归正轨，急需大量优秀的实用人才。
自隋唐以来，中国的人才选拔方式就是科举制，科举制以文学取第，虽然为人才选拔确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标准，但却难以选拔出真正的实用人才，朱元璋对此并不满意。
之后，朱元璋便在明朝废除了科举制度，改由各地推荐优秀人才到京师，这有点像我国汉代的察举制。
我们知道，汉代的察举制尽管能为国家选拔真正有用的人才，但却容易带来徇私舞弊的问题，这种选拔方式还是不利于国家择取人才。
最终，朱元璋还是选择恢复了科举制，但是为了锻炼这些没有经历世事的新科进士，朱元璋开创了“庶吉士”制度。
从进士之中，再次选拔优秀人才，然后进一步加强培养，使其成为合格的国家政治人才储备力量，这就是庶吉士制度。
所谓庶吉士，这个庶的是指学子的家世背景，这里都是家世微寒的意思，而吉士的意思是指这些人学子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合在一起就是说出身微寒的优秀学子。
朱元璋初次设立庶吉士制度的时间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一制度创立于明朝初年，也有人认为这个时间点应该为洪武十八年。
争议的根源是因为《明史》在记载这一事件的时候本身就前后矛盾。《明史·职官志》记载：“庶吉士，自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以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者，俱称庶吉士。”在这里，我们只说洪武年间庶吉士制度创立。
朱元璋之所以创立庶吉士制度，目的在于“使进士观政于诸司”，相当于让这些新进的学子当见习生，通过观摩学习，积累经验，为以后进入仕途做准备。
科举制在创立之初，国家的人才缺口比较大，基本上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学子在进士及第后都能获得一官半职。
但是，到了明朝，随着科举制发展了数百年，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投身科举。科举制每三年都会为国家提供一大批人才力量，但国家的行政编制并没有相应的扩充，新晋的进士无法及时获得官职。
而庶吉士创立之后，在新科进士之中再次进行选拔，然后将选拔出来的人才分配到各衙门之中当见习生，这样既能缓解人才过于饱和的现状，又能实际锻炼这些未能经历世事的士子，可谓一举两得。
在名义上来说，庶吉士在选拔出来之后，归翰林院来管。但实际上，在最初的时候庶吉士并不专属于翰林院，而是在翰林院、承敕监、六科等衙门之中，都有分布。
直到永乐二年，永乐皇帝将在廷试中选拔出来的六十余个士子都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头衔，庶吉士就此专属于翰林院。
庶吉士的选拔被称为“馆选”，一般是在进士科的第二和第三甲中进行选拔。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人不用选，直接会被授予修撰、编修的职务。
二三甲的进士想要参加馆选的，要在观政一个月内，向礼部呈交自己平时所作的诗、赋、论、策共十五篇。
礼部在审阅之后，会将这些作品进行编号整理，这一过程不会暴露考生姓名，然后交给翰林院。
翰林院在查阅之后，觉得可以就可以按号择人，然后再由礼部与内阁出题对考生进行考核，本次答卷的水平如果和先前送上来的文章水平相近，就算是通过了预选。
庶吉士在进入翰林院之后，负责给他们教学的官员一般称为“馆师”，最初都是由台阁大臣担任，在宣德年间改为学士担任，在万历朝以后，都是由吏部和礼部侍郎担任。
庶吉士的管理和考核非常严格，平时会有馆课，每月还有两次阁试。馆课就是日常的课业，由馆师每日检查督促。
阁试相当于月考，题目由内阁大学士所出，成绩要进行登记造册。在三年之后，庶吉士学成，就算是毕业了，称为“散馆”，之后就要给他们授职。
庶吉士们在毕业之后，会根据历次阁试的成绩定等，表现优异的就可以留在翰林院供职，其余的也可以在京师担任给事和御史等科道职位。
留在翰林院的一般会担任编修和检讨，这些官职作为翰林官，属于皇帝的文学侍从和高级官员的储备力量，可以辅助皇帝进行决策，其升官转职都是由皇帝决定。
并且，自从永乐年间，明成祖创立内阁制度以来，到了英宗一朝，内阁就成为明朝的实际决策机构，天顺年间之后，阁臣中翰林出身的官员的比例不断增加。
正德到天顺年间的二十一位阁臣，有十八位是翰林院出身。正统到天顺年间的十三个翰林阁臣，有六位是庶吉士出身。翰林学士是内阁阁臣的重要来源，而庶吉士又是翰林学士的重要来源。
学子们想要往上爬，就一定要留在翰林院，这也是庶吉士三年苦读，甚至是学子十年寒窗的最大盼头。
但是，翰林院的考核相当严格，想要以优异的成绩赢得长官的青睐，最终留在翰林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即使最终并没有留下来也没有关系，给事、御史等科道官依旧是好去处，这些官职司职纠察，并且有封驳谏议之权，也不是小官。
对于这些学子当年那些同科却没有入选庶吉士的进士来说，他们这个结果已经是平步青云了。
毕竟庶吉士毕业就可以有官做，还是中央要职，而这些职位对于普通的进士来说，岗位的竞争压力不是一般的大，并且还有资历限制，竞争者必须有三年的做官经历才有资格去竞争。
在科道官之外，庶吉士也会到六部衙门去做部署官，只不过这一官职就远不如翰林官和科道官风光。而至于一般的进士需要努力争取才能获得的州县的官职，对于庶吉士来说，就是一种贬斥。
但是，在之后的历史中，由于明王朝日益认识到庶吉士制度的优越性，其对庶吉士的重视度不断上升。
到了正统年间，庶吉士大部分都能留在翰林院供职，作为翰林官的预备队伍，并且规定庶吉士不再到地方任职。
成化十四年科的二十八位庶吉士，到成化十六年散馆之后，二十五个人被授职，其中十三个留在了翰林院，这是有明一朝庶吉士留馆比例最高的一科。
到万历一朝，随着庶吉士留馆人数越来越多，出现了一些庶吉士因为实践能力不够，业务能力不足的情况。
因此，万历朝对庶吉士制度进行了改革，规定每科只能招二十多个进士作为庶吉士，留馆人数只能在七八人，其余都授职为科道、部署官，并要求要永远遵守这一规定。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这一规定仅仅遵守了三年，此后庶吉士留馆的人数还是在增加，并且也很少被授予部署官，基本上不是翰林官就是科道官。
当然，不是所有成为庶吉士的士子最终都能顺利散馆授职，比如刚才提到的成化十四年科的二十八位庶吉士，最终只有二十五人被授职，有三人就没能授职。
像这种情况就是这些庶吉士在学习期间犯了错，或者其他情况，被剥夺了授职的资格。比如正德十二年科，有五名庶吉士因为反对武宗南巡而上书，结果触犯龙颜被削籍。
天启五年科，四名庶吉士被魏忠贤列为东林党，也遭到削籍。这些事情都表明，庶吉士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会因为政治因素而遭到破坏。
庶吉士制度的产生，是朱元璋为了避免科举制，选拔一群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进入朝堂，因而以观政的方式从科举进士中选拔人才，经过培养之后再进行任事。
但是，明朝庶吉士制度的馆选目的是为了选拔宰辅之才，而这些以文词为标准选拔出来的人才，在面对国家军国大事之时，未必有足够的能力。
因此，尽管庶吉士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举制的弊端，但并不能真正解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问题。
明朝在洪武年间就废除了宰相制度，由皇帝统领六司，并规定此后不得复设宰相。
尽管明朝的政治对宰辅有着充分的需求，但却不能设立这一官职，甚至，一旦某些官员掌握了宰辅的权力，还要担心遭到弹劾。
因此，明朝的在培养人才方面，一直以来的态度就是强调顺从、侍从，而不是独立主政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被当做国家栋梁的庶吉士根本上是得不到处政能力的锻炼的。
再者，明朝的庶吉士制度并不能完全做到公平公正。正统十三年科，国家选拔出来的庶吉士全部都是北方人和四川人，没有一个南方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当时掌握权力的宦官王振嫉恨南方人。
正德三年科，宦官刘瑾徇私舞弊，在庶吉士选拔中大肆录用自己的亲属子弟。
万历二年科，因为张居正的儿子在当年的春闱之中落榜，张居正直接取消了那一年的庶吉士选拔。
另外的情况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明朝后期之后庶吉士队伍膨胀，破坏了这一制度的效能。
在这一背景下，明朝多次停止馆选，甚至想要废除庶吉士制度。在嘉靖年间，曾有两次，在庶吉士散馆之后，没有一个庶吉士获得留馆的恩准。
等到万历年间，庶吉士制度进一步被破坏，馆师不能按时任命，散馆之后不授职，致使这一制度趋近崩解的边缘。
明朝的庶吉士制度，诞生于明洪武年间，其目的是为国家选拔实用人才。
到永乐二年，庶吉士归属于翰林院，人才的培养方式从洪武年间的观政变为教学，庶吉士制度逐渐有了“教养储才”的内涵。
在此之后，这一理念一直被继承，成为明朝庶吉士制度的主流。这一制度为明朝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满足了明朝对实用人才的需求，达到了明王朝的预期目的。
但是，这一制度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不成熟的特征，其历经多次变例，始终未能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在明朝后期走向破败。
但尽管如此，这一制度的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后来的清朝也继承了明朝的这一制度，使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兴盛了五百年之久。
参考资料：
《洪武时期庶吉士制度略论》
《明朝庶吉士制度探微》
《明代庶吉士散馆授职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