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明朝拥有十分强劲的实力，但“物极必反”，正因为政治、经济的繁荣与昌盛，反抗势力拥有了更迫切的想要打破现实的想法。同时，社会中滋生出一个新的团体，一种名为“资本主义”的光芒从缝隙中悄然照射入早已腐朽的封建王朝。
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被长时间压迫的农民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农民起义。在明朝中后期，政治的腐败与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农民生活穷苦，甚至一度出现全国范围内的饥荒。因此，农民掀翻了锄头，决定翻身做主人。这其中，有一位农民领袖成功坐到了主人的位置。
李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自他一出生，上天就已经给他安排好农民的任务。他幼时入寺庙做和尚，并在地主家放羊，年幼的他尚且不懂得如何低声下气，但是也与自己的亲人一样能够感受到生活对自己的不公。很快，身体孱弱的父母都抱着对这世道的怨恨以及对儿子的恋恋不舍撒手人寰，而他从此孤苦伶仃。后来他厌倦了放羊的生活，决定去驿站做一名驿卒。
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决定是无比错误的。因为他正好赶上了当时的崇祯皇帝改革驿站，崇祯二年（1629年），励精图治的崇祯帝继续施行前人未完成的改革。崇祯改革驿站的首选目标就是他所在的陕西。其实改革驿站本身是一计良策，因为明朝的驿站是油水非常丰富的地方，官府管理人员经常虚报马粮，实际马粮中一大部分都是人吃的粮食，因此驿站无疑给农民增加了负担。
但是崇祯错在急功近利。他直接裁剪掉了驿站制度，而驿站中绝大部分人群其实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驿卒，他们与农民的角色是相似的，都是被官府压迫的对象。驿站被撤后，几乎两万驿卒都直接失业，这其中也包括李自成。
李自成顿时陷入非常艰难的局面。他放弃了牧羊的生活，就是为了能在驿站混一口粮食吃，结果现在驿卒也做不成，回到家乡后还不知能不能再牧羊。且他本来就背了债，牧羊根本就无法负担起债务。被逼急了的李自成直接将刀指向了债主，他把债主杀害后，终于无后顾之忧地踏上谋反的道路。
李自成起义的口号是“均田免赋”，这一说法从字面上来看非常先进，将全国的土地均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赋税。然而四个字的背后仍旧是霸权，他没有改变上层阶级的存在，只是将这个阶级的对象变成数以万计的农民。而且他的中心思想也并不是想要毁灭封建主义——这项给农民带来痛苦的根源，而是维持它的稳定发展，这也是后期李自成失去本心的最根本原因。
在他夺取天下的途中，有许多能人义士加入他的行列，这其中不仅有贫穷的农民，甚至还有富贵人家的子弟。李岩在他成功的道路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季北略》中形容他“有文武才”，他不是农民出身，而是生于书香门第，他父亲曾是山东巡抚、兵部尚书，而他十几岁时就中举。这样一位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少爷，由于父亲被贬黜，或是早就预料到明朝的衰败，也跟随李自成一起讨伐明朝。
李岩刚与李自成结识时，曾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但是李自成一介武夫，出身农民，从小都没有碰过书，怎么能听从。因此，虽然李岩经常献计献策，但大多被忽略了。李岩谦虚待人，又足智多谋，在军营中、乡村中威望很高，士兵们都追随他，百姓也拥戴他。
由于李岩看人眼光毒辣，他能精准的看出李自成周围有哪些人不成气候，有些人甚至奸邪恶毒，不足以为重任，因此他也经常向李自成谏言。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的话自然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因此行事风格招引人怨恨妒忌，仇敌颇多。
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在坐上皇帝的宝座后，李自成便一改往日作风，他得到了荣华富贵，也与统治者做着相同的事情——杀戮。他将那些反抗的士族和官兵以及其家属全部斩杀，几乎所有贵族的家都被洗劫一空。城中的百姓听到后并未感到高兴，他们反而惶恐不安，认为这群粗俗、鄙陋的农民兵早晚有一天也会对自己挥刀相向。
李岩的冒死进谏也并没有阻止李自成，因为他已经陷入了功名利禄的怪圈无法逃离。李岩在朝廷上仇家很多，被孤立的他很快就被诬陷，李自成听信小人谗言，将这位为大顺建立丰功伟绩的良将杀害。被百姓、士兵拥戴的李岩惨死在他的手中，李自成大失人心，军队无心应战，甚至在李自成被村落中的农民误杀时也只是草率地将其安葬。就此，只有短短一年政权地大顺夭折在李自成的手中。
历来成大事者，在获取胜利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自我，不被世俗所扰。李自成的失败，只能说是他一手造成的，这或许也与他嗜杀、高傲的性格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