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知道，追求正义必须先背弃正义，他是一个好人，但也做了很多坏事。
在嘉靖年间任官，这是胡宗宪的最大悲哀，因为嘉靖年间的名臣，无一不是极尽心术的家伙，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严嵩、徐阶，这两人能力能说不强吗，那是相当的强，但问题是，他们每个人都劣迹斑斑。
严嵩年轻时也向往正义，后来一步步沦为奸臣，匍匐在嘉靖的脚下做尽坏事。
徐阶在严嵩和嘉靖面前八面玲珑、小心翼翼，他能教出好学生张居正，可自己在华亭的家族却屯田二十多万亩，家族名声根本就没有好的。
严嵩、徐阶只是代表，朝堂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大明朝堂之所以会变成这样，跟嘉靖帝沾沾自喜的帝王心术密切相关，嘉靖乃是当年顶着言官和千古礼法非要进行大礼议的狠人，他那个本来就不该被追封为皇帝的父亲朱祐杬，活生生被塞进了太庙之中，从嘉靖开始，大明官员的党争就开始加剧了。
其实嘉庆刚登基时，他也是个好皇帝，在位期间创造出了一个“嘉靖新政”的时代，可就跟唐玄宗一样，一个人获得了功绩就会自满，而且嘉靖极其厌恶大臣为了权力和他玩弄心计的样子，于是他将计就计，沉迷修道，干脆以“昏庸应万变”。
如果你是嘉靖朝的大臣，真以为嘉靖昏庸了，那么离死期就不远了，嘉靖“昏庸”只是假象，他想要做的，是想所有人的心思都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所以想要在嘉靖朝上位，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给嘉靖做一只听话的马前卒，内阁首辅也是一样的。
这种朝堂环境，就是胡宗宪的入仕背景。
在明朝，一个官员的本性好坏，其实是可以从他从政之初的个性中看出来的，胡宗宪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绩溪胡氏虽然是自东晋以来便形成的地方大族，但胡家祖上并没有什么荫封的好事给到胡宗宪，跟俞大猷、戚继光这种世袭百户，甚至是登州卫指挥佥事的特权阶级不一样。
所以胡宗宪，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
因为家学渊源，胡宗宪读书也是玩命地读，虽然比不上张居正这种几岁就扬名县府的神童，但永远别小瞧熬夜养成的学霸：
看一遍便能顺利诵读，而且还废寝忘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会成功？
所以嘉靖十七年，二十六岁的胡宗宪中进士。
得进士后，胡宗宪随即被朝廷安排进刑部实习，这种实习称为“观政”，这段实习经历给胡宗宪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帮助，因为胡宗宪这种大明进士，如果没有很牢固的关系，他必须要走基层路线才能有一丝机会升入朝廷中央执政。
两年后，二十八岁的胡宗宪被任命为山东青州益都的县令，此时的胡宗宪年纪不算大，但肯定也不算小了，接近了三十，一般都当是而立之年来看待。
前往益都的胡宗宪这个时候还是雄心壮志的，因为地位不高，朝堂的党争他不懂，嘉靖帝一天绣多少个小时仙，抓多少宫女炼多少丹药，他是完全不知的。
想要看到天空深处的黑暗，首先要升上去。
在益都期间，胡宗宪这个县令当得非常称职，有时候称职这个词看起来是更高规格的褒义词，但事实上，称职本身就是分内之事，而在明朝，不称职的县令一捞一大把，胡宗宪只要把事情做好了就值得被人歌功颂德，这就是那个时代。
胡宗宪带领百姓治理蝗灾，自己面对让人绝望的自然灾害，并没有狡猾地脱责，而是亲身上阵稳定百姓，带着百姓们将蝗虫逮捕起来，蝗灾因此被消灭，胡宗宪也因此获得百姓们的拥护，而除了农务以外，益都地区的匪患也非常严重，胡宗宪多番思索，用出了招安匪徒的办法去瓦解匪患，此计不仅除掉了隐患，还建立了一批上千人的义军。
朝廷听到胡宗宪如此有才能，后来又让胡宗宪去江南地带的余姚县当县令，相比非江南的青州府，余姚这种地方更容易腐蚀人，问题和纠葛也更多，但胡宗宪仍然能如鱼得水，很好地处理政务，虽然此时的朝廷内部喜欢党争，对于人才却是从来不错过，不打压，如果能拉到自己的派别，那就是最好的。
但胡宗宪快速上升的官场道路，因为父母的先后离世被中断了五年，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六年，胡宗宪一直在守孝，而父母的离去让他的内心沉了过往的心气，他以更空杯的态度去阅读典籍，孔子说，人学而不思则罔思儿不学则殆，想要成为伟大的人，梦做少一点，书多看一点，这终究是不会错的。
在书海的岁月中，胡宗宪从而立之年迈向不惑之年的时间就这么走掉了五年，原来不惑并非是单纯年龄的堆砌，若无实践上的勤恳，四十不惑终究只是头重脚轻的老去，没有更多的人生跨越。
因此当胡宗宪再度归来朝廷，他的人生继续往上走，并没有就此沉寂。
丁忧完回到官场的胡宗宪终于嗅出了朝堂上那种荒唐的味道，随着做官时间越长，他知道有党争这回事，但一个党争竟然直接威胁到了国家的发展、领土的安定，这未必太荒唐了，比之宋朝，嘉靖时期的纷争更加不堪。
嘉靖二十七年，严嵩把曾经的老大夏言给斗死了，曾经的热血少年竟然也成为了邪恶的谋翁，严嵩当上了内阁首辅后，做所有事情的宗旨就是，全力服务嘉靖帝的要求，就算嘉靖要拿严嵩的血肉炼丹，严嵩也是毫不犹豫的。
无尽的忠诚，换来的就是嘉靖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因为嘉靖玩得花，做什么都很费钱，而有的官员对于嘉靖懈怠朝政的做法很不满，于是严嵩专门搞出了严党：
一是为了敛财，以一种近乎传销的方式进行权钱交换。
二是为了让嘉靖耳根清净，大力打击那些有着治国拳拳之心，但却刚正不阿的政治笨蛋。
说白了，你想治国，严嵩允许，但你要先让他开心了，变得跟他一样污浊。
胡宗宪是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于是为了前途，也为了抱负，他要改变，他决定加入严党，而胡宗宪此时的心态大概率还是“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态。
但谁知道进入了虎穴后，那个不舍得离开的虎子，会不会变成自己。
钱钟书说婚姻像围城，想进的人进不去，想出的人出不了，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有一座围城，比如胡宗宪身处的官场，这座围城就是圣贤书上百般唾弃的享乐与富贵，但可笑的是，喜欢这种东西，又偏偏是最真挚的人性。
胡宗宪攀附的是严嵩义子赵文华，赵文华这个人在史书上的存在价值就是告诉后人，一个反派该怎么当。
赵文华很有才华，但发心不对，才华只会歪掉。
嘉靖三十三年，因为海禁造成的倭寇肆虐东南越发严重，朝廷下令治理倭寇，于是让此前在广西有过成绩的张经总督数省兵马，全力剿灭倭寇，不过此时的朝堂对于张经这种有兵权有能力的人看管得很牢，玩起了监军那一套，赵文华因为洋洋洒洒、言之有物的“七疏”被严嵩推荐巡视东南抗倭的监军职务。
赵文华自然不会对不起自己“奸臣”的身份，一到张经那里就破坏张经部署，逼着张经发兵攻打倭寇，除此之外，还向张经勒索钱财，不然就要造谣张经，张经并不理会赵文华，后来步步为营，等到广西的狼士兵到位后，剿灭近两千倭寇，创造了“王江泾大捷”。
本来应该是不世之功，张经被大肆封赏都来不及，可是赵文华放过的狠话能就这么过去吗，于是赵文华便联合胡宗宪“造谣”张经冒领他的功绩，严嵩还在嘉靖帝身边给赵文华站台，说赵文华和胡宗宪说得对，张经这位功臣竟然被论罪处斩。
要问荒唐不荒唐，要问这个嘉靖帝是不是宋高宗在世，一切事实只有回到那个时代才能看见，而胡宗宪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构陷，得到的回报是，他接手张经和李天宠原先的大权，继续抗倭寇事宜，嘉靖三十五年，胡宗宪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浙江职务。
很多后人知道胡宗宪抗倭有功，但如果还知道胡宗宪抗倭总管的位置是这么来的，那么他的功绩，又该打折多少？
所以说，胡宗宪到底还是成为了虎子，只是希望他仍能保有几分捕虎之心，值得一提的是，总督浙江时期，胡宗宪并没有丢掉自己的本心，他没有沦为严嵩手下那种只会剥削百姓，大搞裙带政治的奸臣党羽，抗倭时期，胡宗宪仿佛回到了他当初的模样。
抗倭期间，胡宗宪重用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对于浙江严重的倭寇大力打击，有的时候还亲身上阵，而戚继光，则是另一个“清醒”的人物，他心中有着抗倭大志，但他也知道大明的武人地位很低，戚继光想要实现自己的“戚家军蓝图”，需要胡宗宪的配合。
于是“戚家军计划”呈现到了胡宗宪面前，戚继光也对胡宗宪百般讨好，为的就是胡宗宪能够对他的计划一路绿灯，到了胡宗宪这里，他也同样对严嵩“孝敬”到位，于是朝廷放权，让戚继光训练义乌兵，最终打造了平定倭寇，抗击蒙古的“戚家军”。
要以这么一种方式才能爱国、护国，不得不说这是戚继光的悲哀，可世道如此，嘉靖帝有意做那善于权谋的无上君王，学习唐玄宗的自取灭亡之道，而他手底下的大臣、武将们却要像那高仙芝、封常清一样苦苦磕头哀求，才能获得一丝保全家国的机会。
这不就是时代的弊病吗，海瑞把嘉靖气死的《治安疏》，真的说重了吗？
不管怎么说，胡宗宪坚持本心，鼎力支持戚继光、俞大猷，在嘉靖四十年的时候，基本把倭寇吓得不敢再进入浙江海域，转而南下福建，这是胡宗宪不堪的过去中，值得拿出来提一提的丰功伟绩。
比起那个在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中，下令让军队不要抵抗、任由蒙古鞑靼肆意掠夺百姓的严嵩已经好得太多了，国难当头，还有人愿意写着青词，对屈辱充耳不闻，曾经的严嵩已经变成了这幅令人唾弃的模样。
不过严嵩的命运不是鞑靼人来掌控的，假如鞑靼人针对的是严嵩，那么严嵩说不准还真的会竭力反击，但要针对严嵩的人是嘉靖帝呢？
嘉靖四十年，因为严嵩举荐吏部尚书欧阳必进之事，让嘉靖帝下定决心要除掉严嵩了，后来徐阶会意了嘉靖帝的意思，弹劾嘉靖帝身边有奸臣，这暗指的，正是严嵩，随后严嵩被嘉靖帝放弃，“小阁老”严世蕃被杀死，严嵩被抄家。
孤独终老的严嵩死时落魄至极，当年的那个权臣沦落如此境地，那么多年的荒唐，到底谁是最大受益者？
谁站得最高，自然就是谁，这就是帝王心术，严嵩是可恨，但是嘉靖帝却已经超出了可恨，成为了可悲，因为他挥霍的是他祖先朱元璋的血泪，大明末代皇帝崇祯吊死煤山歪脖子树下，到底心里更埋冤东林党，还是嘉靖帝？
一句奸臣，严嵩就要惨淡下场，这并不客观，海瑞大骂嘉靖帝，就差指名道姓大呼昏君了，嘉靖死前却还是放过了海瑞，没有容人之量，是绝对当不了坏人的。
所以严嵩倒台，本质是“严党倒台”，赵文华因为贪污暴毙死得早，所以躲过一劫，那么胡宗宪呢，这个当年联手害死了张经和李天宠的“奸臣”，这群新党人的口中，会对他留情吗？
答案自然是不会。
徐阶也不是什么好人，胡宗宪能抗倭寇又如何？
庚戌之变纵兵北京他们可都是眼睁睁看着的人，江南倭寇距离北京十万八千里，他管不了那么多，于是徐阶让南京给事中陆凤仪用“贪污军饷”、“私藏战利”等等罪名弹劾胡宗宪，因此这位“抗倭名臣”老老实实回到北京蹲大牢。
蹲了没多久，嘉靖帝良心发现，胡宗宪抗倭功劳确实太大了，如果真把胡宗宪都杀了，以后倭寇卷土重来怎么办，于是出面说胡宗宪是他提拔的，跟严嵩没关系，因此让他出狱回家了。
不论斗得多厉害，嘉靖帝一句话，一个心情就能定下结果，这就是嘉靖的威势，可胡宗宪出狱之后就此“幸免于难”了吗？
嘉靖四十四年的时候，严党份子，胡宗宪的前秘书罗龙文的“证物”中居然找到了胡宗宪和严嵩“伪造圣旨”的证据，这份证据不论是真是假，嘉靖帝都不可能庇护胡宗宪了，这批新党很聪明，知道怎么去克嘉靖“皇权”这一招，这是阳谋，所以胡宗宪必死无疑。
于是胡宗宪在绩溪老家自杀身亡，他死的时候写下了这么一句诗：
若是光看这句话，再结合大明皇权至高无上的背景，难免会让人觉得胡宗宪就是一个可怜的忠臣人物，但问题是，胡宗宪有很多事情并不是没做、收受贿赂、伪造圣旨，这些事情都有很高的真实性在里面，多的不提，他害死功臣张经这一笔账，本身就算不清。
所以胡宗宪是一个矛盾的人，是一种颇具人格争议的人，关于他，功过评说，仍然要看自己判断的立场。
这也是嘉靖一朝很多名臣的共同特点，坏中带有着好，好的背后，却又不能发掘得太过仔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