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记载，晋阳起兵并非李渊之本意，而是李世民强迫所为。当时刘文静受李密牵连而下狱，在狱中对李世民提出了“入关中，夺天下”的战略计划，李世民说，“君言正合吾意”。这就说明李世民早有起兵的想法，于是他暗中开始部署，“渊不知之也”。李世民又通过刘文静结识了裴寂，两人合谋“以晋阳宫人侍渊”。酒酣之际，裴寂劝说李渊得以晋阳起兵。
由此看来，李世民成了晋阳起兵的谋划者，李渊的角色是完全被动的，这是事实真相吗？
从李渊自身来说，他对起兵反隋的态度是积极的。
关于李渊起兵问题，《大唐创业起居注》与《资治通鉴》记载差异很大。当时李渊为太原留守，与李世民说到“经邦济时”的理想。当时李建成等在河东，李渊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由此可见，李渊不是没有反隋的打算，而是他在等待时机。
当然晋阳起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其实完全归功于李渊或者李世民皆是不足取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要知道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发生的,晋阳起兵的发生有着李渊父子主观的想法，也有着许多客观因素的刺激，应该说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李渊作为关陇集团成员，他一直都在密切的注视着当时的形势发展。早在大业七、八年，农民起义刚开始的时候，李渊就对自己的前途有所打算了。
当时，李渊为隋殿内少监，宇文士及为奉侍，二人“深自结托”。不久，士及跟随其兄宇文化及到黎阳，李渊“手诏召之”。“士及亦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李渊得知非常开心，对身边亲信说:“我与士及素经共事，今贡金环，是其来意也。”
后来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所擒，宇文士及投降李渊，宇文士及说李渊说:“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阳宫，复尽丹赤”。李渊笑着对裴寂等人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这表明李渊很早就已经开始注意时局的变化了。
史书多认为李渊的个人能力很有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李渊与他身边的人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深谋远虑。武士彟，并州文水人。李渊早年行军作战于汾、晋时，时常受其接济。后来李渊为太原留守，曾对其曰“当同富贵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李渊其实心中已经有所盘算，有“同富贵”者，必是取隋而代之也。
名将李靖为马邑郡臣时，“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刘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如果以上记载是属实的，这就表明了李渊在其周围的人看来，是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只是他不轻易表态，城府更深罢了。
李渊身边的许多人对起兵也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李世民在谋划和推动晋阳起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李世民具备了领导者的政治头脑和修养
。《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见隋室内乱，就起了“安天下”之心，又有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士池阳刘弘基从辽东亡命太原，投奔李渊，“与世民善”。左亲卫窦琮，也亡命在太原，“素与世民有隙，每日自疑”，然而李世民“加意代之，出入卧内，琮意乃安”。由此显示出李世民具有的亲和力和政治头脑，在他的身边也逐渐聚集起来一批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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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世民早已有了起兵的想法。
当刘文静因与李密联姻而连坐下狱时，李世民亲自去探望，并与刘文静商量天下大势。刘文静指出:天下大乱，非有“高、光之才”，不能平乱世。李世民语出惊人，“安知其无，但人不识耳。我来相省…欲与君议大事也，计将安出？”李世民请教刘文静，说明李世民心中早已有了收拾旧河山的打算。而刘文静认为，此时已天下大乱，只要有一位深得民心的“真主”，夺取天下易如反掌。刘文静描绘的一幅从太原起兵，半年内入关中，而后定天下的宏伟蓝图，说到了李世民心里。
（3）李世民借王仁恭和高君雅抵抗突厥失败的不利形势，迫不及待的对李渊进行劝谏，逼李渊起兵。
李世民认为“此天授之时也”，李渊听后也颇为认同，在这种形势下，对于有相当政治头脑的李渊来说，他所犹豫的可能是起兵的时机。
然而李世民的逼迫加速了他对起兵早作打算。李渊唯恐儿子的急躁会打乱其整个部署，所以他只能答应并且稳住李世民。他对李世民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迫家亡驱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所以李世民的催促也成了加速晋阳起兵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刘文静也是谋划和推动晋阳起兵的积极参与者。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征高丽，杨玄感借机起兵反隋。而李密同杨玄感关系密切并做了其谋士，然而起义很快失败，李密也成了官府缉拿的要犯，且按照隋律，他算犯下了灭族之罪。刘文静因与李密连姻，故而被系太原狱，按律当斩。对于刘文静来说，呆在牢里，迟早都是死。但是，如果此时李渊起兵了，并且自己也参与进来，那么不论日后的起兵能否成功，他至少是躲过这一劫难，所以他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加速李渊父子起兵。如果说晋阳起兵是李渊计划中迟早的事，那刘文静则加速了晋阳起兵的到来。
（1）刘文静早已看出了李渊父子的反隋之心，所以他才有机会利。
用起兵为自己解脱。刘文静在大业末年身为晋阳令，而李渊为晋阳留守，“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他还暗中观察李世民，“见李世民而异之，深自接纳”。他对裴寂说:“此非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正由于此，当刘文静因为与李密连婚而下狱时，他才敢向李世民提出“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的反隋称帝计划。如果没有他对李渊父子平时的观察，没有对时局的准确判断，他的建议只会让他罪上加罪。
（2）为了加速起兵，使自己逃生，刘文静想尽了办法
。他在狱中向李世民建议起兵，并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但是二人对李渊的态度不是很明确。刘文静知道裴寂与李渊关系密切，所以想通过裴寂来游说李渊加速起兵，于是他把裴寂介绍给李世民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李世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裴寂，裴寂以晋阳宫人私侍李渊，逼迫李渊起兵。
时值反击突厥不利，经历了隋炀帝遣使来问罪之后，李渊心中不可能没有一些想法。刘文静抓住机会劝说裴寂，另外作为晋阳宫监，他自己也清楚死罪难逃，所以便三番五次开始催促李渊起兵。刘文静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因此，在推动李渊起兵的过程中，刘文静起了重要的作用。正由于刘文静犯了死罪，所以刘才在李世民、裴寂身上做文章，利用他们来催促李渊起兵，使自己解脱。他从牢里一出来，就参与了招募军队和捉拿王威、高君雅的行动，成为了领导晋阳起兵的关键人物之一。
三、裴寂也是迫使李渊加速起兵的重要人物之一。
李渊“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当时李世民和刘文静看到了裴寂和李渊的特殊关系，于是通过裴寂来敦促李渊起兵。李世民把自己的想法告了裴寂，于是二人设计以晋阳宫人私侍李渊。
晋阳宫是隋炀帝的离宫，宫女乃炀帝私人所有，其余人等不得染指，李渊的行为犯下杀头之罪，裴寂也正是想借此来逼李渊起兵，于是便出现了裴寂“屡趣渊起兵”的情形。
表面上看，李渊是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但事实上李渊一直在观望时局。李世民、裴寂、刘文静等人急迫，迫使李渊做出了正面回应。如果李渊再不表态，其他人可能会越过李渊而起兵，到那时必然打乱他的部署，到那时整个形势很可能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裴寂此举，促使李渊最后下定决心，晋阳起兵也进入到实质性的准备阶段。
四、流亡在李渊身边的隋旧官僚也加速了晋阳起兵。
理隋炀帝征东之后，李渊逐渐收罗了一批隋旧官僚和亡命者，其中包括隋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左亲卫窦琮等人。这些人的加入，一方面说明李渊对隋已存二心；另一方面这些人和刘文静一样，也要加速李渊晋阳起兵的到来。
当时群盗并起，郡县各募兵，为备李世民讨贼为名，派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等征兵，“旬月之间，众至万余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参与捉拿王威、高君雅的行动，在起兵之初发挥了不小作用。李渊要想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扩大自己的力量，就需要网罗各方面的人才加入自己的队伍，然而这些人的加入，无疑会使李渊因窝藏要犯而受到牵连，在事实上与朝廷形成对立。
对于隋朝廷来说，他们都是缉拿的要犯。做逃兵是死罪，朝廷已经容不下他们，要想活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反隋。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李渊父子起兵的需要。
结语
故而综上所述，李渊在晋阳起兵虽然是一系列事件综合的结果，但李渊在这一过程中显然是处在了主动的位置上，已经客观上设定了起兵的基调，这从后来攻打西河郡、晋阳誓师等军事行动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从本质而言，与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并无区别，至于史书中记载李渊的怯懦形象，估计是因为李世民得位不正而修改史书所致，所以李渊是主谋、李世民等是帮凶才是正解。
参考资料：《李渊建唐史略》、《资治通鉴》、《旧唐书》、《大唐创业起居注》、《唐代政治史序论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