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隋唐的商业已开始呈现出复兴趋向。统一带来国内交通的发展，如运河的开凿，驿路的修建，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州县城中通常设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市”有市门、围墙，与居民区“坊”相隔。每日日中开市，日没前闭市。市中交易之所称为邸店。出售同一类商品的店肆通常集中排列，称为行。因商品种类不一，故行的名目繁多。另外还有经营车马出租(或寄存)的车坊，以及从事典当、高利贷的质库。
货币流通仍是钱帛兼行，不过随着商品经济的复兴，绢帛的货币职能正在逐渐减弱。唐朝后期，城市中坊、市分隔的制度开始打破，开市时间也根据交易需要而延长，大城市中出现夜市。城外的定期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有的集市长期开设，有商人定居置店，日久升格为县。由于政府铸币数量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社会上出现了柜坊，为商人寄存钱物，收取一定保管费用，可根据商人所出凭据代为支付钱货，避免现钱交易，类似于近代信托业。
另外还有飞钱，可在长安将钱币折换成特定文券，赴地方验券提取现钱，避免携带钱币奔走，类似于近代汇兑业。隋及唐前期最大的都市为长安和洛阳。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人口多时近百万，也是当时国际第一都会。城中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14条，将全城分为108坊。市分为东、西两部分，集中大量店肆。洛阳城规模与长安接近，共分113坊，有南、北、西三市。唐后期南方城市迅速发展，尤以扬州、益州为盛，有“扬一益二”之称。此外广州、杭州、洪州(今南昌)也都达到相当规模。
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农业发展使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一些“专业化农业区”主要依赖外地提供商品粮，均使商品流通规模继续扩大。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北宋后期全国镇市1900有余，大者年税收万贯以上，经济地位超出其所属之县。草市作为多村定期集市更加普遍。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江南、川峡、北方、西北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商品流通不限于州县的狭小范围，而相当多地在各大区域内互通有无。
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英宗时市舶收入年63万贯，至南末前期增至200万贯输出商品以丝绸、瓷器为大宗，输入者有珠宝、药材、香料等等。北宋铸币量很大，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后其发行权为政府掌握，发行量不断增加。
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政府共发行过四川钱引、两准交子、湖广会子、东南会子四种纸币，各有固定流通地域，彼此之间又有一定的兑换比例。宋朝城市繁华，汴京和临安盛时人口均超出百万。大城市数量激増，加上广大州县城居人口及集镇人口，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20％以上。城市中坊、市之分已完全打破，大城市中消费水平的涨高，文化娱乐活动的丰富，夜生活的发展，都达到空前水平。
元朝商业的成就也很突出。大一统的重建，使南北经济联系显著加强。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在宋金对峙时期己多处淤塞，元廷先后在山东开凿会通河，在大都近郊开凿通惠河，经重新疏凿，改变了运河过去迁回曲折的航线，河道基本取直，航程大为缩短，在以后明、清两代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元朝还开辟了海运航线，由长江口之刘家港入海，北行绕胶东半岛入渤海抵直沽，顺风时十天即可驶完全程。元朝基本不行铜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发行，称为钞。这些都推动了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继承了宋朝的成果，不仅活跃了国内市场，也给元朝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首都大都既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南宋故都杭州基本保持了宋代旧貌，其繁华与大都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其中有大市十所、小市无算，“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并赞扬它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随着运河的恢复和海运的开通，在其沿线又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城镇，其中主要有淮安、临清、济宁、松江、太仓、直沽等。在元朝政府设置市舶司的泉州、广州等沿海城市，其经济状况也非常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