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称王称帝者不知凡几，被正经史书认可的也不下500个。不过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庸碌凡俗之辈，真正天生是混球的昏暴之君也没人们想象的那么多，至于能算得上雄主明君的就更是寥寥无几了。
对于后者，如今我们习惯用两个词汇来为其盖棺定论——其一是“千古一帝”，其二是“大帝”。
千古一帝这个词的“发明权”属于李贽：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卷二》）
这位明朝狂士以此来概括始皇帝的一生功业，堪称恰如其分。不久以后，另一位明人王志坚有样学样的又将这顶大帽子奉送给了唐太宗李世民——“三代以后，如文皇者，真千古一帝也”（《读史商语·卷三》），这个定论也受到了普遍的认可。
除了这两位种子选手外，后来陆续又被人捧成千古一帝者还包括汉太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等等。不过这几个替补选手引起的争议比较大，在此就不赘述了。
比千古一帝更有趣的是大帝。
相较于400多年前才出现的千古一帝，大帝这个词汇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起码我在《史记》中就看到过。不过在古时，对大帝这个词汇的使用是非常谨慎的，一般只有两个用途，要么是对至尊神祇或上古贤王的敬称，比如玉皇大帝、太昊大帝；要么拿来当谥号。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的头衔就落到了孙权的头上——这位三国时东吴政权的开国建基者，在神凤元年（公元252年）驾崩以后，谥号就是“大”，所以可以称之为大皇帝，说是大帝也行。按照谥法，“则天法尧曰大”（《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十三·谥法卷第二》），孙权肯定不够格。之所以弄了这么个看似奇葩实则逆天的谥号，我估摸着大概是因为老孙论打架不是老曹的对手，争人气又干不过老刘，所以干脆在身后名上打主意，怎么的也要占次上风吧？
除了孙权，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帝是唐高宗李治。这位因夫纲不振而闻名的皇帝在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挂掉以后，得到的谥号是“天皇大帝”——是不是让人想起了本子？事实上李治才是真正的“天皇”。本子号称万世一系的那个所谓天皇，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公元689年的《飞鸟净御原令》，说白了还是剽窃了李天皇的名号。
不光本子抄，后来五代十国时的南汉高祖刘䶮的谥号也是天皇大帝。不过南汉历朝皇帝都是荒淫残暴的混球，刘䶮也不例外。要是这种货色也能称大帝，那大帝也太不值钱了。
到了家国沦丧的近代，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便有国内文人将西方历史上一些有影响力的君王翻译为“大帝”，比如凯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什么的。这种译法纯粹是乱搞，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误读和亵渎，不过却很有人气。于是现在人们都习惯性将那些具有很高权威，尤其是开疆拓土、武功赫赫的皇帝称为大帝，比如说汉武大帝、永乐大帝等等——这些称号都是到了近现代才被扣在刘彻、朱棣等人脑袋上的。
不过，不管是千古一帝还是大帝，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本不该忽略的名字，那就是杨坚。
起码在我看来，这位隋文帝的文治武功和历史贡献，唯有始皇帝堪比。
杨坚的大一统之功唯始皇帝可比。
杨坚总是被人当空气，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他所建立的隋朝倏忽兴亡。隋仅历二世、38年即亡，要不是曾短暂的统一过全国，恐怕跟魏晋南北朝以来那些多如牛毛的割据政权没啥区别，这就严重影响了杨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次是杨坚的那个败家儿子、隋炀帝杨广实在是太有名，也太能干了。而且小杨还搞出来一大堆八卦绯闻，在新闻性和话题性上完全压制了他老子。最后一个原因嘛，倒是可以怪到贞观大帝李世民头上——不管是千古一帝还是大帝，总算是个稀罕玩意吧？哪能隔了几十年就冒出来俩？
再加上创造了贞观盛世的李世民更符合儒家士大夫的传统价值观，所以在舆论上人们也习惯了崇李抑杨，最后的结果就是李世民成了千古一帝，而杨坚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事实上无论是比较文治武功还是历史作用，杨李之间其实很难说孰强孰弱，起码崇李抑杨的事实依据是经不起推敲的。而且非要在杨坚和李世民之间挑出一个千古一帝的话，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倾向于前者更合适。
为啥？
答案很简单。始皇帝之所以能最早也最无可争议的赢得千古一帝的头衔，就在于他获取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那就是扫平六国，使天下归于一统。
可能有人会说，隋末天下板荡、四分五裂，大唐王朝正是在时为秦王的李世民东征西讨之下才重归一统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按照传统的儒家理论，只要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高度统一的王朝，均可称之为大一统：
“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按照这一理论，历史上的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朝都是大一统王朝，那岂不是说始皇帝、刘邦、司马炎、杨坚、李渊（在名义上李世民还拿不到这项成就）、忽必烈、朱元璋和爱新觉罗·玄烨都可以被称之为千古一帝？
千古一帝可不是论斤批发的大白菜，可见这个大一统的准入门槛还是低了。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历经了三次大分裂时代，分别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宋辽（西）夏金蒙。大分裂时代导致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会造成频繁且严重的战乱，影响社会安定和生产力的发展，更可怕的是会造成主体民族地位的模糊或丧失，文化传统的混淆甚至是中断。最坏的结果就是像今天的欧洲那样四分五裂，永远看不到整合为一体的可能性。
对于这种可怕的后果，早在春秋时期孔夫子就曾发出过警告：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卷八·季氏第十六》）
所以说能够亲手终结大分裂时代并重建大一统的新王朝，无疑难度更大、成就更高。这也是为啥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接近10个，但唯有始皇帝堪称“众皇之皇”的主要原因。想成为千古一帝，能力和作为固然重要，但更难的是还得有运气——要是赶不上个大分裂时代，就算志比天高，结果也只能是命比纸薄。
杨坚显然有堪比始皇帝的运气，但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却也更加严峻。
战国末年，虽天下七分、局面混乱不堪，但说白了还是一场华夏民族的内战。最后的赢家哪怕不是秦国，也是自家锅里分饭吃，怎么也落不到外人的嘴里去。
可魏晋南北朝时期面临的局势，则截然不同。
这个大分裂时代若从爆发于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黄巾之乱算起，一共持续了398年之久，不过比之春秋战国的550年尚有所不如。但问题是在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后，随即便陷入了五胡之乱，各族蛮夷肆虐中原，除东南一隅外的土地几乎统统沦陷。汉人政权彻底沦落为地方政权不说，而且自咸康五年（公元339年）起先后发动了20多次北伐，几乎全部失败。尤其是太建十二年（公元580年）的北伐失败后，南陈几乎失去了对长江以北所有土地的控制，只能困守江南，再无反攻之力。
与此同时，鲜卑人建立的北周已经一统北方、吞并西川、挺进江淮，其鲸吞天下之势已经难以阻挡。事实上北强南弱、胡盛汉衰的格局自五胡之乱后已经持续了近300年，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说是到了命若悬丝的危险时刻，亦不为过。
恰在此时，杨坚仿佛以救世主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逼使北周静帝宇文阐禅位，随即称帝并改国号为隋，定都于大兴城（今陕西西安）。9年后，隋军攻入建康（今江苏南京），俘获南陈后主陈叔宝。次年，冼夫人率岭南军民献土纳降，大隋朝完成了天下一统。
如果说刘邦、司马炎、李渊等人一统天下，只能算是改朝换代的话，那么杨坚的所为无疑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他不仅是在始皇帝之后再度终结大分裂时代、实现华夏的二度一统的第一人，更是在汉人政权沦亡近300年后，重新奠定了华夏文明的主体地位。从这个角度看，称杨坚功过始皇帝也不为过。
试想，自吴明彻死后，南陈上无有为明君坐镇，下无名臣良将辅佐，兵无战心民无斗志，衰亡之相已经显露无疑。若无杨坚篡周代隋，以北统南之势恐怕也是大势所趋。一旦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鲜卑王朝（哪怕鲜卑人已经高度汉化），那么中国历史，尤其是汉民族的历史恐怕都要改写。
当然，也可以说杨坚是占了鲜卑人的便宜。从西晋建兴三年（公元315年）起，鲜卑人在华夏大地上先后建立了11个政权、累计266年积累之功，结果全被杨坚摘了桃子，不能不说有着很大的运气成分。不过但凡英雄人物，又有哪个能少了运气这种东西的加持呢？
至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大分裂时代的元世祖忽必烈，则是个能上马得天下，却不懂得如何下马治天下的典型。在他的治下，又给本就先天不足的大元朝埋下了无数的雷、挖了无数的坑，最终不足百年而亡。
所以仅就大一统之功而论，堪称千古一帝的，唯始皇帝与杨坚耳。
要论开疆拓土打蛮夷，杨坚跟谁比都不怵。
史上但凡跟千古一帝这个名号沾边的皇帝，都不能少了武功赫赫这一指标。否则按照儒家的传统标准，好皇帝都得是像汉文帝刘恒、宋仁宗赵祯或是明孝宗朱佑樘这样的——打架从来不在行（挨揍倒是大都很在行），但都是一副仁孝宽和的模样，最重要的是很听（儒家士大夫的）话。
要想武功赫赫，抡开膀子打内战、搞定大一统只是入门标准。更重要的则是在外战中的表现，是能不能开疆拓土、能不能张大版图。
按照伟大领袖点评过的古代杰出皇帝，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只会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都是极具开拓进取意识、终生热衷于抢地盘的家伙。哪怕是其中最怂的宋太祖赵大，也是心比天高，只可惜本事太潮，最终导致命比纸薄。
除了这几位雄主明君，另一位不得不提的就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在这位康熙皇帝登基时，大清朝的疆域只有大约700万平方公里左右，其中还包括像三藩、喀尔喀这种“听调不听宣”而且随时可能发动叛乱的割据势力。终其在位60余年，玄烨平三藩、收台湾、多伦会盟收服喀尔喀蒙古，三征噶尔丹，一举奠定了清朝开疆拓边的总体趋势。再经雍正、乾隆两朝的不懈努力，终于打下了1316万平方公里的巨大疆域，难怪伟大领袖也盛赞这位清圣祖，认为新中国继承下来的版图基本都是在康熙皇帝时牢固确立下来的。
哪怕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被一大堆洋夷轮番欺负、成天割地赔款，到溥仪逊位前夕的1908年，清朝的疆域仍有1135万平方公里，在历史上仅次于元、唐以及清朝的极盛期。
与之相比，杨坚建立的大隋朝的国土面积还不到500万平方公里，看起来就有点灰头土脸了。但事实上这并无法抹煞这位隋文帝的开疆拓土之功。
隋朝地盘不够大主要怪杨广——要不是他早早把老爹的家底败光了，后来也轮不到姓李的到处抢地盘。
我们都知道被誉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赫赫武功中，最让人称道就是干掉了东突厥，继而征服了西域，成为了诸多蛮夷所敬服的“天可汗”。在这其中，李靖雪夜破襄城继而一战鼎定对东突厥之战的必胜之局堪称神来之笔，不过也让人产生了个疑问——仅仅在4年之前，东突厥人还在长安城下耀武扬威，逼得李世民签下了一纸充斥着耻辱的渭水之盟，怎么转眼间突厥人就变得不堪一击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看似强大的东突厥其实只是“虚胖”，而且还钻了大唐内乱的空子才捡了一回便宜。事实上突厥人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打残打废而且打分裂了，对汉人王朝就算谈不上畏之如虎，起码也没有任何心理优势，所以才被李大帝三下五除二给干掉了。
而将突厥人打废打散的，正是杨坚。
突厥崛起于南北朝时期。话说那工夫鲜卑人正在闹内讧，作为第三者的突厥人就成了香饽饽，在东西魏或是北周齐之间混得如鱼得水——在家里坐着就有无数的财帛美女送上门来，甚至不求突厥人出手，只求他们不帮助对手就好。
可是随着大隋朝一统北方，突厥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杨坚根本不惯他们的病，一毛钱都不愿意白送。这下突厥人不干了，悍然南下入寇——不给钱？那我们自己来抢！
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东至临渝镇（今河北山海关），西至金城（今甘肃兰州），突厥人全面寇边。其时南陈尚在，杨坚正在筹谋天下一统。可是面对突厥人的威胁，他一点都不怂，也没扯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犊子，而是立即改变战略，实施“南和北战”，坚决对突厥人发动反击。
于是从开皇三年直到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隋军不断出塞对突厥人实施打击，其中大规模的战役有三次，无不取得大胜，在史书中类似“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像杨爽、杨素、史万岁等名将之威更是令突厥人闻风丧胆，不过更让他们害怕并且不得不服的还是杨坚。
相较于李世民、朱棣这样热衷于御驾亲征甚至甘冒矢石冲锋陷阵的皇帝，杨坚对于抡刀子砍人这种事情毫无兴趣，自登基为帝后便再也没有亲临过战阵。不过不上战场，并不意味着他在这场战争中无所作为——杨坚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十六》）的策略对突厥人进行分化瓦解，充分利用其内部矛盾，最终导致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自此，突厥人不但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而且内讧不断，实际上已经对中原王朝失去了威胁。
但杨坚依然不肯放过突厥人，对其采取“拉拢一片，打倒一片”的办法，使得突厥人中的强硬派愈发陷入孤立和绝望的境地，相反像沙钵略可汗、启民可汗、处罗可汗等“突奸”倒是混得如鱼得水，一心一意的愿给大隋“永为藩附”。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最得意的成就之一就是被诸夷奉为天可汗，殊不知这都是杨坚玩剩下的。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对杨坚心服口服的东突厥部启民可汗称臣内附，并上表请上尊号为“圣人莫缘可汗”：
“启民上表陈谢曰：‘大隋圣人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染干如枯木更叶，枯骨更肉，千世万世，常为大隋典羊马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隋纪第三》）
号称塞外霸主的突厥都完犊子了，剩下的像吐谷浑、契丹、靺鞨等族更是服服帖帖。起码在杨坚在位的24年间，根本没有哪个蛮夷敢跳出来跟大隋嘚瑟。
论文治，那就更是杨坚的拿手绝活了。
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史书所载的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盛世”或“中兴”共有63个。不过其中滥竽充数者占了大多数，真正名副其实的寥寥无几，但杨坚治下的“开皇之治”无论如何也应该名列其中。
中国古代史书的一大弊病就是不重视数据统计，所以我们很难对这么一大堆“盛世”进行横向比较。比如在《隋书》中对开皇之治可谓是不吝赞赏之辞，但要是把下列这段夸杨坚的文字换到李世民的头上，其实一般人也根本分辨不出来：
“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隋书·卷二·帝纪第二》）
但既然要说千古一帝，那么入围者的成就便不能再这么含糊其辞下去了，必须跟普通的皇帝拉开较大的差距。
比如能给后来者立规矩，使其不得不跟着有样学样。始皇帝之所以牛叉，除了他扫平六国、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的武功以外，在文治方面也着后人难比的开创之功。比如他建立了帝制，创立了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等等。汉武帝刘彻之所以能被尊为大帝，除了他终生死磕匈奴之功外，也在于利用推恩令、设立中朝、推行年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手段加强了中央集权，通过实施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改革币制等手段促进了生产力发展，采取设立太学、乐府、设立秘府藏书、太初改历等措施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秦皇汉武立下的这些规矩大多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使得数百甚至千年之后的后来者即便有变革之心，事实上也很难超越。
凡事无绝对，比如杨坚就堪称是秦皇汉武之后，在文治方面最具开创性的帝王。
比如一直沿用到清末的三省六部制，就是始于杨坚之手。不过在当时杨坚搞得不是三省六部，而是更复杂的五省六曹——即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秘书省和内侍省。其中秘书省掌书籍历法，内侍省为宫廷服务机关，跟政务牵扯不大，实际上的中枢还是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其中尚书省下设吏、度支（户）、礼、兵、都官（刑）、工六曹其实跟后来的六部在职能上也没啥区别，到唐朝时逐渐完善为我们都很熟悉的三省六部制。
比如科举制度。南北朝时期已经萌生了“举明经”等科举制度的雏形，但九品中正制仍是主流的人才选拔制度。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杨坚正式以分科考试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才不问门第，只认才能。不过在开皇年间的科举考试，目前能确认的只有秀才科与明经科，进士科的设立有隋大业年间（即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和唐初两种说法。但科举制度始于隋、成熟于唐宋、终于清末这一事实，却是当前史学界普遍的共识。
比如州县制。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杨坚下诏废天下诸郡，改为府县两级制，自此取代了已经存续近800年的郡县制。虽然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和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郡县制两度短暂复辟，但均很快又恢复了州县制。到元朝时，“郡”这个古老的行政区划单位被彻底废除，杨建创立的州县制同样一直沿用到清末。
比如均田制。均田制诞生于北魏，杨坚立国后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首次将这一制度推广到了全国。均田制的推广，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加了财赋收入。同时杨坚还对依附于均田制下的府兵制进行了改革，重点在于改变此前兵农分离的情况，使其成为兵农合一、战训分离的制度——府兵制的发展与强化，是隋唐极盛时期国家武力强大的基本保证。而随着唐天宝年间府兵制的彻底崩坏，始于隋而终于唐的汉民族第二次开疆大潮也彻底归于沉寂。
比如义仓制度：
“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各曰义仓。”（《隋书·卷四十六·列传第十一》）
在隋之前，历朝历代虽然也偶有建立储备以备战备荒的习惯，但相关制度和保障措施既不完备也缺乏持续性。而杨建堪称“建仓狂魔”，在位23年时间里一直没完没了的修粮仓，比如著名的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能力皆在百万石以上。大隋朝储粮之巨，甚至到了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时，仍“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贞观政要·卷六·奢纵第二十五》）——隋朝已经灭亡了20年、杨坚已经死了33年，可是他攒下的家底还没耗尽，结果全都便宜了别人。
再算上削弱突厥之功，李世民能搞出贞观之治，还真得好好感谢杨坚的前人栽树之恩。
除此之外，杨坚订开皇律、凿大运河（疏浚广通渠，开山阳渎）、兴建长安和洛阳两座大城等措施，都对此后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总结一下。
论到大一统之功，唯始皇帝堪比杨坚；论到开疆拓土，杨坚也能在历代雄主明君中名列前茅；论到文治之能，能跟杨坚相提并论的也就始皇帝、刘彻等寥寥数人而已。
而且杨坚还属于那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皇帝——在1978年美国人麦克·哈特出版的那本著名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其中包括三位中国皇帝，有我们熟悉的秦皇，但没有汉武和唐宗宋祖，而杨坚却赫然在列。
麦克·哈特给出的理由如下：
“中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已经处于分裂局面几百年的中国。他建立的政治统一维持了几个世纪，其结果是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的强国之一，并且使占世界人口近1/5的中国避免了欧洲、中东或其他地方那样的战争之苦……隋文帝是怎样重要的人物呢？有人可能拿他与欧洲的查理曼大帝相比。罗马帝国灭亡后3个世纪，查理曼统一了大半个西欧。汉朝灭亡后3个半世纪，隋文帝统一了中国。查理曼在西方更出名，然而在这两个人中隋文帝更有影响。首先，他成功地统一了整个中国，而西欧许多重要的地方如英格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南部都从未被查理曼征服。第二点，隋文帝开创的统一持续了下去，而查理曼帝国不久便分裂了，并且再也没统一过。第三点，唐朝的文化成就，至少在一部分上，是随着中国政治统一而来的经济繁荣的结果。相反，短命的查理曼帝国随着查理曼的死而终结了，帝国也崩溃了。最后，隋朝用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隋文帝在历史上的影响要比查理曼大得多。”
当然，现在西方舆论的名声愈发的声名狼藉，但这段40多年前的言论却并不妨碍我们引以为参考。
那为啥杨坚在国内的人气咋就那么低迷呢？
除了我们前边提到过的隋朝国祚过于短暂以及杨坚那个著名的儿子败光了口碑以外，其实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杨坚并非儒家眼中的那种完美皇帝，另一个就是李唐王朝没完没了的诋毁抹黑。
在性格和作风上，杨坚更偏向是那种类似秦皇汉武一样崇信权威，极力强化君主集权的皇帝。对于那些不老实或是成天唧唧歪歪的大臣，老杨从来都是该撵的撵、该宰的宰，下手毫不留情，这就让儒家士大夫非常不满意了。比如司马光就曾这样评价杨坚：
“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然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此其所短也。”（《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第四》）
像唐太宗李世民、宋仁宗赵祯、明孝宗朱佑樘那样对臣子表现出虚怀若谷、倾心纳谏模样，尤其是不喜欢砍人脑袋的的皇帝，才是士大夫的最爱——哪怕李世民再宰掉几个兄弟、再欺负老爹几回、再搞几个兄弟媳妇，那也是他们眼中的千古一帝。至于不屑于玩这套的杨坚，他们自然没有任何好感。
而李渊父子篡隋代唐则存在着正统性上的问题——虽然李唐皇室大肆篡改史书，拼命宣传隋炀帝杨广疯狂迫害李家，所以李渊才“君逼臣反，臣不得不反”，但也无法改变其以臣代君的事实。为了自家的名声着想，同时也为了防止后来者有样学样，李唐必然要拼命抹黑杨隋，以强化自身行为的正当性。
话说西魏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生了7个闺女，其中四闺女嫁给了李世民的爷爷李昞，七闺女独孤伽罗嫁给了杨坚——从这个角度而言，杨坚是李世民名副其实的“七舅姥爷”。可是李世民抹黑起杨坚来，却最是卖力：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
难道是李大帝预料到了他的这位七舅姥爷，是他争夺千古一帝这个荣誉称号的最大竞争对手？
所以他才如此枉顾事实，颠倒黑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