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牙是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得益于《封神演义》这部神魔小说的广泛传播,姜子牙成为集智慧、韬略、武学于一身的道家仙人,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姜子牙的原型是西周的开国功臣、齐国首任国君太公望,姜姓、吕氏,被周武王尊称为尚父,所以,姜太公在不同文献和史料中有着不同的名号:姜尚、吕尚、太公望、姜子牙、吕牙等等。
但就是这样一个为周朝800年基业立下汗马功劳的显赫人物,其出身、遭遇、寿命甚至籍贯却充满了谜团和争议。就连以严谨著称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姜太公的出身也有着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姜太公在渭水之滨垂钓,被周文王偶遇,立为师;第二种说法是姜太公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第三种说法是姜太公闻西伯贤,又善养老,主动前往投靠。
虽然三种说法各有不同,但却都指明了姜太公的穷困潦倒。《战国策》总结姜太公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
所以,史书留给我们的姜太公形象是:70岁前一事无成,在投效周文王后开挂般扶摇直上,以出色的文韬武略辅佐周武王兴周灭商,历任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太师,成为中华民族的“武”圣人。
但是,姜太公出身不高、身世卑微的说法,并不能让后世学者信服,也无法解释史书的矛盾之处。
首先,在宗法制度极为森严的商周时期,如此出身之人是绝无位列三公统辖贵族征战的可能性的;其次,在周文王被囚禁羑里时,散宜生、闳夭“素知而吕尚”,如果姜太公当时只是朝歌一个普通的屠牛卖浆之人,这两位西周重臣又怎会知道太公名号,又跑去求问计策呢?
第三,《鬼谷子》和《孙子兵法》都指明了姜太公的身份不一般,“吕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后合于文王”,“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正是基于上述疑问,民国著名经史学家杨筠如先生提出了猜想:他认为钓徒、游说之士、处士的说法,全本于战国的背影(意思是掺入了战国人的主观意构),姜太公的身世绝然如此卑微。
民国学者的这一猜想最终得到了考古佐证。
陕西宝鸡岐山县在文物普查时,意外在赵家台发现了一块西周空心砖(被誉为“华夏第一砖”),由此拉开了对包括赵家台在内的面积4平方公里的孔头沟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孔头沟遗址先后发现有居住区、铸铜作坊、制砖作坊以及900余座墓葬,其中有两座墓葬级别与诸侯国国君或王室重臣相当。经与周公庙遗址对比可知,该处墓葬无殉人殉牲(表明不是殷商贵族),墓向为东西向(表明不是姬姓周人),经10号墓出土青铜器尚爵铭文判定,此遗址为姜太公家族墓。
太公受封是在周灭商完成之后,而太公本人一直活到了周康王时期,但孔头沟遗址家族墓的时间跨度却在殷商晚期至西周晚期。这意味着,在商朝晚期时,姜太公的家族就已经生活在周国辖区了,而且是关中很有实力的异姓大族。
这一发现也符合姜姓起源于陇西甘肃之说。姜太公的大族出身,以及常年往返朝歌、孟津、岐山的阅历,使得他能够及时洞悉殷商政治、军事动向,判定商周形势发展,这成为他策反诸侯兴周灭商的关键所在。
《炎黄源流史》就认为:“姜太公借以屠牛、卖饮、钓鱼为业,有倒商扶周的政治目的”。古史专家王玉哲也认为,吕尚长期活跃在朝歌的主要目的是要策反东部诸侯。
可见,姜太公扶周灭商是经历了漫长的准备和谋划的,他的文韬武略也形成于这一时期,而绝非从一个底层屠夫摇身一变成为韬略家这般神话。有一位网友对姜太公的评价十分到位:走下神坛的姜太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