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国家启动了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夏、商、周三代的时间年表，特别是给夏朝理出一个基本的时间框架。
经过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多位专家长达5年的努力，最终得出夏朝始建于约公元前2070年的结论。
此后，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课本教材，均将“约公元前2070年”这个节点作为夏纪年的肇始，晚于这个时间点的为夏代，早于这个时间点的则是先夏时期。
然而，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发布十年后，陕西石峁遗址横空出世。
陕西石峁古城遗址早在1976年即进行过初步勘察，但当时仅仅把它当作是一处史前石砌城址。直到2012年，考古工作者对石峁古城进行了重点发掘后才赫然发现，这座史前古城的规模超乎想象。
石峁古城内城面积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190万平方米，城址总面积达到了400万平方米，规模远超290万平方米的浙江良渚古城和280万平方米的山西陶寺遗址，即使是被誉为夏朝中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总面积也不及陕西石峁。
庞大坚固的石墙、原始“瓮城”和“马面”的出现以及大量玉器、人骨的发现，使石峁古城遗址三度入选中国十大新考古发现，向来严谨的考古工作者不惜用上了“石破天惊”、“横空出世”这样的描述性词汇。
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夏朝时才出现了广域王权政体，秦朝时才最终完成了大一统，在史前时期不同地域出现大规模聚居城邑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系列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这也就意味着，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夏朝建立时，中国北方已经存在着一个超级政权实体，其规模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夏朝。
首先来看石峁遗址，石峁古城建于半农半牧的陕北，相比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平原，石峁土地贫瘠，大规模建城所需的人力、农业供给和玉器，并非单纯源自当地，而是来自其所控制的陕北、内蒙和山西中北部，石峁发现的璜、牙璋后来还成了夏朝的礼器。
与石峁隔河相望的山西林遮峪遗址，遗址内涵与石峁古城相似，面积为40万平方米，城墙防御功能于龙山晚期废弃，城池聚落则沿用到了殷商时期，显然是石峁古城的外围二级聚落，属于卫星城。
这表明，石峁并非孤立的超大型聚落，而是形成了以石峁古城为中心的金字塔形文明。
接下来再看二里头遗址，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定的夏朝始建年份为公元前2070年，但考古发掘也已证实，在公元前1900年之前，伊洛盆地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并不大，大片地区无人居住。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教授曾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中原地区有王朝气象”。
而碳十四测定的二里头文化上限也未超出公元前1750年。直到公元前1750年之后，伊洛盆地腹地才出现了大量人口，建造了二里头城址和宫殿建筑群。
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平原地区，虽然有着适宜大量人口聚集和支撑粮食生产的肥沃土地，但伊洛平原并不是铜矿石和绿松石产区，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铜矿原料和绿松石原材料分别来自北方的中条山和陕西的商洛地区。
这表明，二里头也具备了跨区域的资源调配能力，不再是一国一城的原始方国，而是的的确确的王朝，虽然至今未能发现自证其是“夏朝”的文字材料，但在同等的时空框架内，没有比夏朝更吻合的了。
但问题出现了。
根据碳十四测定的结论，石峁古城无论是始建年代还是废弃年代，都早于二里头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也就是说，文献中的夏朝其实在公元前1750年之后才真正达到了跨地域文化传播的政治形态，进入了广域王权阶段，并在伊洛平原建成了375万平方米规模的城邑。
由此，按照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的结论，夏朝其实被划成了早晚两部分，晚期是二里头，至于早期，则是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750年。
在这300年的时间里，华夏大地是什么状况呢？
石峁人雄踞北方，修建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囊括了大型宫室、池苑、护墙，并一度出兵南下摧毁了位于晋南的尧都陶寺，而后者正是大禹建夏之前尧舜古国联盟时代的政治中心。
彼时的夏朝，即使是王城岗遗址（禹都阳城），遗址规模也不过区区1万平方米，以出土陶器判定的文化群体，还十分单一，尚未形成地缘政治集团。
如果把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朝肇始的话，那么陕西的石峁无疑是一个Bug级存在，因为此时王朝的发达程度和对周边的辐射甚至不如被称之为方国的石峁，或者说，如果彼时的夏是一个朝代的话，那么石峁又该是什么呢？
不少学者试图修补这个Bug，把石峁解释为黄帝都邑或北狄都城，试图通过将石峁解释为夏朝之前的文明，或干脆排除出中原范畴，视其为游牧北狄。
但说石峁是黄帝都邑，显然无法解释碳十四测年所呈现的现实，即石峁所处年代已经跨越了龙山晚期至夏朝中前期，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黄帝的生存年代与尧舜同期甚至晚于尧舜（石峁与尧都陶寺始建年代均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相差无几）。
至于北狄说，则得不到体质人类学的支持。
根据吉林大学生命科学科研团队的研究显示，石峁遗址非祭祀坑提取的两例父系古DNA分别为C2e1b2（C系南支，在现代汉族占比10%）和O2a2b1a（现代汉族主流类型），母系线粒体DNA则分别是G2a1（华北偏西）和D5a2（华北偏东），主体族群是仰韶时期北上的南方人群。
石峁出土的陶器与北方草原的陶器不存在任何联系，但石峁所出土的牙璋却被二里头所传承，成为了夏朝的国之礼器，并一度沿用至殷商末期的三星堆文明。
可见，石峁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在体质人类学上与陶寺更为亲近。这也就意味着，石峁不仅参与了中原文明圈的形成，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事实上，如果比照二里头文明来判定，公元前1750年之后的夏朝是真正的王朝，但这并不意味着夏朝始建年份从公元前21世纪压缩到了前18世纪。
考古发现显示，在二里头时代的地层之下，覆盖着灰色泥沙，研究显示，这层被二里头文化叠压的灰色泥沙是被河水从别处搬运到伊洛平原的。
另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这说明，史书记载的大洪水出现时间刚好是二里头文明诞生之前的公元前1900年之前，这个时间点也与大禹所处的年代大体吻合。
所以，早期的夏并未超脱尧舜古国的政治形态，称之为夏国似乎更契合实际，它的北方存在一个更为强大的政体—石峁，这种结构颇有点像南北朝，北强南弱，受制于太行山脉和黄河阻隔，石峁与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
大洪水的意外到来，滋润了含有大量腐殖质的洛阳盆地，也改写了中原古国林立的政治格局，以夏人为核心的不同族群纷纷进入洛阳盆地，最终诞生了突血缘和地域限制的夏王朝，而这个夏王朝比昔日的北方霸主石峁更为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