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中国广域王权国家之肇始，在我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然而，由于流传至今的夏代史料十分匮乏，且基本都为后世补记，因此，对于夏朝的建立过程以及它的疆域范围，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河南洛阳偃师发现了一种年代上限早于商代的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并以其发现地—二里头村而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经过数十年勘探发掘，二里头遗址先后发现了夯土城墙、宫殿夯土基址、墓葬以及青铜器和各类作坊。经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750年，落入夏纪年无疑。2020年，河南正式启动了“二里头夏都”申遗工作。
此后，分子考古学学者根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人骨线粒体DNA，大体绘制出夏朝人群扩张空间，即二里头夏代人群和河南、山东、山西、陕西、青海等地的汉族人群遗传关系非常接近。
这也就意味着，夏朝晚期时的疆域大体囊括了上述省份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分子考古学的结论与历代文献记载的夏朝疆域也大体吻合。《史记》曾载：“夏桀之居，左河济（河南济水），右泰华（陕西华山），伊阙（河南伊河）在其南，羊肠（山西壶关）在其北。”
不过，分子考古学绘制的夏朝疆域却出现一个诡秘的缺口：二里头人群与同在偃师的商城人群遗传关系与山西、陕西、山东汉族相比较为疏远。要知道，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的直线距离甚至不足8公里。
偃师商城一期的文化纪年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换言之，如果我们假设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晚期都城的话，那么在它一步之遥的8公里外，居然是后来灭亡夏朝的商汤都城（《汉书·地理志》：“偃师县，殷汤所都”）
当然，二里头和偃师商城这种诡秘的疆域态势，还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偃师商城营建时间是在夏亡以后；二是商汤对于夏桀而言是臣属反叛，故而两者之间有一段时间的近距离并存也在情理之中。
但上述两种猜测被考古发现否决。
首先，二里头文化的三期、四期（前1610—前1520）落入了商纪年，而偃师商城一期年代（前1600年）则进入了夏纪年，这意味着二里头和商城的确是共存的，而非先后顺序。
其次，二里头和商城同期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不同，分子人类学测定的遗传关系相较夏朝统治疆域内人群也较远，商部族绝非夏朝的治下臣民。
疆域已经覆盖陕晋鲁等多地的夏王朝，中晚期都城却设在敌对势力的眼皮底下，这着实让人费解。
当然，疑问还不止这些。
二里头遗址从一期到四期呈现出了连续性。通常，王朝更替往往会出现弃城、毁墓等人为破坏行为（如尧都陶寺和殷墟都有类似现象），但二里头却没有发现明显衰败。相反，二里头三期、四期时甚至愈发繁荣，青铜器种类增多，铸造技术也在提升。
这表明，商汤灭夏时，在二里头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是和平进入了二里头。难道夏商的改朝换代，根本没有经历任何暴力破坏？
答案是否定的。清华简《尹至》记载：商汤灭夏后，对于溃逃的夏人，下令“一勿遗”（赶尽杀绝）。诸多的文献记载，也都将商汤灭夏的主战场指向了晋南一带。《尚书·汤誓》即记载：“桀都安邑（山西运城）”。
而为了成功灭夏，商汤与地处陕西渭南一带的有莘氏国联姻，就连汤的宰相伊尹也来自有莘氏部落。商汤的目的，正是为了寻找一个西方盟友，从而绕过设防的夏朝东部军事堡垒，从西边出其不意地攻入夏都。
再参考史料记载。
清华简《尹至》：“（成汤）自西翦西邑”（商汤从西边出兵攻入夏都）。《吕氏春秋》：“汤犹发师，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
如果夏都近在咫尺的话，很难想象商汤会取道陕西，兜如此大一个圈子，就为了攻打大本营8公里外的二里头？
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夏商易代的主战场并不在偃师二里头。
事实上，国家文物局对二里头的表述是“二里头遗址”，对二里头是否是夏都，依然持谨慎态度。但河南的官宣中，却加入了夏都二字，定性为“二里头夏都遗址”。
本文并非是要否定二里头与夏文化的关系，只是认为，现有的证据只能表明二里头遗址是夏朝的重要城邑，至于是不是夏都，还需要更多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