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和陶渊明，一个活在晋宋，一个生在唐代，其间隔了300多年。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有人说，王维是陶渊明在唐代的学生。具体情况果真如此吗？
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
王维，字摩诘，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自幼聪颖，饱读诗书，9岁便能作诗写文章，17岁写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工草书、隶书，擅长绘画，熟谙丝竹音律，可谓多才多艺。同时，他参禅悟理、精通佛学，有“诗佛”的美称，是盛唐诗坛上极负盛名的山水田园派代表诗人。
王维现存诗约400首，主要是描绘山水田园、歌咏隐居生活，并有意识地把诗歌、绘画、音乐等进行沟通。文学史家大多认为，王维是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后才成就了自己。
《说诗晬语》在为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寻根”时说：“陶诗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这里说的是，五位写山水田园诗的唐代诗人各得陶诗的好处。其中，第一个就说了王维。王维得到陶渊明的“清腴”，“清腴”是清新美丽的意思。
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可以为此论作证：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此文品高气逸、无假胭脂，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同一格，盖关乎性情，独为千古。其中的“接舆”是春秋时代楚国著名的隐士，时人称为楚狂。“五柳”源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在古代，“五柳”被认为是陶渊明的代称。
诗中，王维以接舆比裴迪、以陶渊明来自况，明白无误地说自己是像陶渊明一样的隐居者，而且在思想、行为和诗歌意境上，都有向陶渊明学习的意思。
一个“富隐”，一个“穷隐”
同样是隐者，王维是少年得志，中了状元后官也做得好好的，只是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被谪为济州司法参军。受到一些挫折，王维就想到了隐居，但并不完全死心，后来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天宝年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史之乱后，授太子中允；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相较之下，陶渊明当的都是参军、县令等小官，不是当人家的幕僚，就是在地方上就职。王维一生最小的官是参军，陶渊明一生最大的官也是参军。
做着官的王维隐居在长安南蓝田山麓的辋川别墅，那是初唐诗人宋之问的别墅，里面有山有谷、有湖有溪。《旧唐书》记载，王维晚年长斋，不衣文彩，与道友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陶渊明则是隐居在自己的家乡，还搬过两次家，一次搬到“颇多素心人”的南村。
王维很长时间是“半官半隐”，是“带薪隐居”，是没怎么过苦日子的，也过不了苦日子。陶渊明的常态是隐居，做官也是因为“亲老家贫”“母老子幼”。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当小官，挣一点生活费；一旦形势险恶，立马就回归田园。
王维回归山林主要是潜心修佛、修身养性，这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陶渊明显然不是同一种人。如果说王维是“贵族诗人”“精英诗人”，那陶渊明就是“乡村诗人”“草根诗人”。
同样是隐居，他们之间不仅有“贫隐”“富隐”的差别，而且隐居的原因、背景、思想，包括两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爱好和关注点都是不同的。
譬如外出疲乏了，要坐下休息，有洁癖的王维一定要坐在清泉洗过的白石上；而陶渊明可以在林边或田埂上坐坐，因为他热爱自己家乡有温度的泥土。
比起王维有裴秀才等朋友，陶渊明在南村的“素心人”朋友则更多。《移居》诗云：“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没有什么比这种诗文上互相欣赏、疑难时一起分析更好的朋友了。
此外，陶渊明还有真正的农民朋友，他们“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忍”，一个“不忍”
在对待压迫他们的政治强人、军事强人的态度上，王维和陶渊明也不是一类人，主要区别是一个“忍”、一个“不忍”。
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说“一惭之不忍”，而“终身之惭”。同时，他还批评陶渊明对督邮“不忍”，是忘大守小。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逃往四川，王维和朝廷其他官员在睡梦中来不及逃走被俘。王维不肯屈从，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但依然瞒不过安禄山的耳目。因为王维诗名很大，安禄山将他囚禁于洛阳菩提寺，并展开威逼利诱。
因为王维有“忍”的思想，所以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虽然是“被迫”的，但客观上仍然成为安禄山的“伪官”，被秋后算账的唐肃宗当作叛国的典型。
不过，沦陷期间，安禄山在凝碧池逼使梨园弟子为他奏乐。其中一位乐人因思念玄宗而流泪，被安禄山下令肢解于试马殿。在场目睹的王维写下《凝碧池》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首诗又名《菩提寺私成口号》，因为是暗中当场写的，所以称为“口号”，抒发了作者思念朝廷的感情。唐肃宗读到过此诗，加之弟弟请求免除自己的官职来为兄长赎罪，使王维最终得到从宽处理。
王维的“忍”和陶渊明的“不忍”，都让他们有了更多创作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成就了两位顶级的大诗人。但现在如果要我们选择做王维，还是做陶渊明？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王维吧？因为陶渊明太难做了。
同样难做的，还有屈原和杜甫。所以朱光潜说：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一个乘画舫，一个划小舟
再来看五言诗的创作，陶渊明那个年代，五言诞生不久，五言诗的写法像陶渊明一样并不富裕。许多平仄、对仗、语言技巧都是陶渊明之后，才由齐梁诗人集体创造出来的。
到了王维所处的时代，五言诗已经非常成熟了。还有许多前人的精美意象、巧思可供借鉴，写起来自然不同。两者相较，好似一个划的是小舟，一个乘的是画舫。
当然，诗人的创造性、理想和感情有时会突破形式。因为诗人不只是在写诗，而是在写自己。一个人的精神、人格、天赋和艺术技巧，会决定诗歌的高度。
陶诗的风格特点，其实不是我们所误解的“平淡”，而是渊深朴茂、清腴闲远、清新醇厚，是低调的奢华。尤其是那些表达知识分子、读书人精神定力的诗篇，其人格力量、艺术力量像长虹一样高悬在中国诗学的天际。
普通人也许可以把诗写成音乐、写成图画、写成精美的珠玑，但很难把诗里的树木、飞鸟、桑麻都写成有温度的自己。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却是今天仍然活着的、具有人性的象征。
那么，王维与陶渊明究竟谁的诗更好？宋代有一个“超级裁判”——苏轼。
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这里的“曹”，应该是指曹植；“刘”，应该是指刘桢；“鲍”，应该是指鲍照；“谢”，应该是指谢灵运。到了唐代，“李”是指李白，“杜”是指杜甫。
值得注意的是，李、杜之外，苏轼只说“诸人”。“皆莫及也”的唐人名单里，没有提到王维。这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呢？我认为是有意的，因为苏轼对王维同样热爱。
苏轼对王维的诗是这样称赞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两种不同艺术审美融合的愉悦效果。由此可知，苏轼对陶渊明和王维是同时欣赏的。苏轼说王维“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更可证明这一点。
学习时“抱有警惕的同情”
最后再回过头来看看他们的作品。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最后说再也找不到洞口，让最美的社会定格在理想的层面上。
王维也写过《桃源行》，从开头“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到最后“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新奇、寄托、象征和巨大的创造力都没有了，只能算是一首非常优秀的练笔诗。
陶渊明写桃花源，是因为现实不是桃花源。农民难当，土地难种，遇到灾年、荒年，不免挨饿。这使向陶渊明学习的王维抱有警惕的同情。
王维有一首《偶然作》，对陶渊明进行过一番调侃。大意是说，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时候，一定要有物质基础作保障。同时，你不是一个人孤独地活着，还有妻儿父母，还有肩上的责任。
这些话说错了吗？没有错。但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对与错。唐宋时期，很多人对陶渊明都有从不理解到慢慢理解的过程。许多诗人都在“拒斥”中有条件地接受了陶渊明。
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里说，唐代的一些人喜欢“富贵”的牡丹，不喜欢陶渊明“淡淡”的菊花，可能就是指类似思想观念的不同。
除了这首诗，王维还有一篇能证明这种分歧的书信。这封信是写给魏征后人魏居士的，劝其不要隐居。
信中直言，陶渊明弃官而去的做法太过轻率，而且迂腐，并坚持以为陶渊明应该委曲求全，要“与世沉浮”。这样，就可以“安食公田数顷”，不会穷到要乞食的地步。
其实，陶渊明喜欢用幽默的口吻写自己的穷困，《乞食》中一开始就为自己画了一幅漫画：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用“黑色幽默”开篇，再接主人的幽默：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主人不说借而说赠，还说“我怎么能让你白跑一趟呢”。然后，便是“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一个谐字、欢字，定一篇基调，并没有像王维说得那么可怜。
在文学史上，自从陶渊明“乞食”之后，后世很多士大夫似乎就不再以“乞”为耻。大书法家颜真卿与王维是同时代人，官也做得不小。但安史之乱以后，他就向名将李光弼（太保）“乞米”，其《乞米帖》云：“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磬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辛，仍恕干烦也，真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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