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夏女性的地位和风貌，用学术理论来解释，应该怎么理解？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自夏州割据政权开始，党项在此与汉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频繁交往和相互学习，文化素养大幅提升，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建国后的西夏是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党项民族居于主导地位，境内汉族数量也颇多。
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借鉴和融会贯通，使西夏社会文化风俗具有多民族、多阶层的时代特点，西夏女性在民族交融的背景下也展现出特殊的精神风貌。
西夏女性生存社会背景
西夏本名大夏国，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它出于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后裔——党项羌。党项人原来散居在今四川省松潘以西，青海省积石以东，南北数千里广阔的山谷间。
当时的党项作为游牧民族，经济依赖于畜牧业和狩猎业，“兴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俗尚武，无法令赋税”的生活。
当时，党项人处于无阶级社会阶段，部落是党项最高的社会组织，平常各为生业，要打仗和祭天时才聚会。这时的党项人文化较为封闭落后，生产方式单一而脆弱。
唐贞观以后，由于吐蕃人不断侵扰，党项族经历了大规模的内迁，终于在今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定居下来，在五州之地繁衍生息。在党项人的历史中，内迁是影响民族发展进程的非常重大的事件。
党项人内徙定居地地区，秦汉时就已经有汉族人民在此居住并开发农业文明，是农业开发较早、耕作传统悠久的成熟农业区，这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封建文明都给党项人以深刻的影响。
随着内迁后党项族与当地各族人民，尤其与汉族人民的相处交融，汉族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给党项人带来极大影响，党项羌族人民逐渐吸取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部分党项人民开始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引起党项社会的巨大变革。
北宋王朝建立后，夏州党项李氏藩镇势力日益强大，为了避免宋朝的威胁，与宋朝交好。但随着党项社会进程的发展，党项族日益壮大，与宋朝的矛盾日趋显现。
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升首都兴州为兴庆府，追封祖宗，修建宫殿，仿宋制设立官制，设立文武两班官员；仿照汉字形体创制西夏文；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培养人才。这时，西夏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开始频繁接触中原文化。此后，西夏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儒学最受推崇。
西夏几代君王均尊崇儒学，提倡汉文化。例如，毅宗李谅祚结束了其母没藏氏专权的局面后，引用汉族士人景询等任职，废行蕃礼，改从汉仪，兴儒学，提倡中原文化与技术。崇宗李乾顺更是爱好汉族文化，定汉学为“国学”，在国内传授汉学，培养官员。
仁宗李仁孝尊崇儒学，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族大臣得到重用。李仁孝大修孔庙，并尊奉孔子为文宣帝，设立学校推广教育，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一系列政策措施使西夏境内儒家文化的发展逐渐繁荣。
西夏政府重用汉族儒士，设立学校，实施科举选拔人才，多措并举，促进了儒家文化在西夏的传播，也为西夏培养了大批文化程度高、精通儒家文化的人才。
西夏各民族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对西夏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受统治者尊儒政策的影响，西夏的家庭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也偏向儒家文化。西夏学校并不承担女性的文化教育，因此女性接触到的文化教育主要来自于其家庭。
在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下，西夏开始注重妇道和进行妇道教育。在西夏中后期，儒家文化中的妇道常常被用来要求和评价西夏妇女。
总而言之，西夏统治者崇尚儒学，并且拥有很深的儒学修养，统治者的引导加之推行儒学的政策，使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发生变化，即崇尚儒家文化思潮。儒家文化的推广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夏文化的内涵，从而影响女性婚姻观念以及社会对于女性的评价等等。
西夏女性精神风貌
女性精神风貌概念复杂、意义广泛，包括在气质面貌、文化信仰、能力性格等多方面的表现。针对女性精神风貌的研究往往通过对外表和内在的双向分析展开，外表通常指为风采容貌、面貌特征、服饰发饰等，而内在通常表现为个人修养，精神文化，人格素质等。
内在与外在的两个层面辩证分析，才能真实反映西夏女性的精神风貌。以下针对西夏女性精神风貌的分析主要围绕服饰特征、精神风貌、社会贡献展开。
西夏女性服饰风格
西夏的服饰经历了从“衣皮毛”到“衣锦绮”的过程。西夏建国前，党项人游牧而居，居住地区寒风侵肌，其服饰一直保持着“衣毛帽皮”的特征。但在党项人建国后，西夏与中原王朝交流频繁，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农耕经济，开始穿戴麻、棉织物的服装，西夏服饰风格也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
壁画文献中所见的西夏女性形象可以体现，西夏女性服饰即与汉族十分相近，又和周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服装具有共同性。这就说明西夏境内，党项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频繁，且存在互相借鉴学习的情况，致使西夏女性服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特征。
西夏妇女追求美观的装束，而头饰则更受重视。西夏贵族妇女的首服主要为冠。元昊的妻子野利氏喜戴“金起云冠”，并以此为自己独特的冠饰，别人不许戴。
西夏法典明确规定：“次等司承旨、中等司正以上嫡妻子、女、媳等冠戴，此外不允冠戴。”可见，西夏妇女是不能随便戴冠的，只有那些高级官员的夫人、女儿、儿媳才可以戴冠，呈现出西夏服饰等级制度森严，不可越界。
西夏妇女发式流行梳高髻，在高髻上着花饰或珠钗，这种装扮方式也是受唐宋妇女发饰影响所致。唐代妇女的发髻风格独特，高髻最为流行，样式多种多样，“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唐人元微之夸张表达了唐代妇女发髻高度惊人。
宋代妇女发髻袭唐、五代之风，流行高髻。受此影响，梳高髻在西夏女性发式中成为一时潮流。在一些节日活动中，西夏女性在头部佩戴象征节日活动的饰品，西夏诗歌《打春》“彩杖竟携官徒手，金幡成带俗纶巾”就是节日盛况的真实写照。
“金幡”亦称春幡、彩幡、彩胜，是用彩绢、纸或金银箔剪成的小幡或燕、蝶等状，是唐宋时期妇女在立春日的装饰物，戴于头上表示迎春。西夏女性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也流行中原妇女的“金幡”饰品。
西夏女性精神性格
西夏人的精神风貌与社会风俗特点突出，通常表现为尚武重义和勇敢坚毅的豪放性格。在党项族的传统中，党项人一向以民俗勇悍，崇尚武力而著称于世。
因人口限制，西夏建立政权后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国家配备有精锐的骑兵队伍和步兵队伍，西夏士兵善于在战斗中相互配合，战斗力很强。在这种大环境影响下，西夏女性也深受其影响，具有勇敢善战的特殊性格，尚武精神也很突出，甚至参与国家军事活动。
西夏因人口局限，向来“全民皆兵”，女性不仅尚武、喜复仇，甚至政府规定女性可以参军入伍，这些特殊的女兵被称为“麻魁”，或称“寨妇”，这类女性通常勇敢善战，身体强壮，为政权巩固、国家安定做出了贡献。
最具代表的例子即西夏毅宗皇帝之母没藏氏和崇宗皇帝的母亲梁氏，两位贵族女性在战场上作为统帅将军，能指挥数万大军，也可披坚执锐、冲锋陷阵。西夏女性尚武喜斗，能征善战的特殊性格，与她们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及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关。
西夏周边政权林立，尤其与宋朝多发战争，但西夏境内人口远远低于宋朝，只能采取全民皆兵、兼用女兵的政策。
西夏女性社会贡献
西夏女性的贡献可以区分为对家庭内部贡献及对社会贡献。西夏文《碎金》记载：“门下妇人知，外情夫君官”，西夏谚语记载：“帐内清洁族女胜，国族皎洁善男工”。文献记载表明，西夏素来有此观念，在家庭角色的分工中，家庭整洁是女性的分内事务，国家政事是男子的责任范畴，认为女性担当着维护家庭内部事务的勤劳角色。
在这个方面，西夏女性与中原女性相似，女性作为妻子、作为人母，往往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对家庭做出贡献。西夏女性表现出爱参政的特点。
西夏国共有十帝，其中有四个帝王时期是太后掌权，分别是西夏毅宗时期掌权的没藏氏，惠宗秉常时期的掌权的梁太后、崇宗时期掌权干政的小梁氏太后，以及夏桓宗李纯佑时期干政的罗太后。以上四位西夏干政女性皆是在皇帝年幼的背景下走上政治舞台，掌握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有防止国家内部动乱的积极意义。
结语
总的来说，西夏女性信仰佛教且十分虔诚，常常举办及参与各种佛事活动，例如没藏氏和大小梁氏及罗氏四位女性。没藏氏、大小梁氏、罗氏作为西夏社会统治阶级，所发起或参与的宗教活动众多，翻译佛典、印发佛经、修建寺庙、举办法事等，推动佛教在西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