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由明朝开国君主建立的社会制度中，另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征，在于对人口的职业划分。
众所周知，在洪武时代的中国，某人只要生于农民、士兵或工匠之家，那么他注定要父子相袭地始终如此，农户、军户和匠户附属于在当时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的三个部；它们各自控制了一部分人口，并拥有独立的财务与行政的自主权，拥有自己的金库、仓库、粮库和兵器库····这三个部就是户部（提供大部分税收的农民家庭依附于该部）、兵部和工部。
这种对人口的职业性划分，与一种地理划分是相联系的－军户在边陲和沿海地区，为数最多；庄户在京师地区为数最多，他们必须在那里居住，或必须前往那里的皇家作坊中轮流当差；而民户则在所有重要产粮区为数最多。明王朝的缔造者可能是受到了蒙古社会制度之先例的启发，因为职业的世袭权是蒙古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原则之一。
这种社会制度在一个由征服者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帝国中，是可以理解的。它于15世纪初叶就在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开始迅速地分崩离析。身份的变化越来越频繁，军户地位被认为是最劣等级之一，其户数减少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后来必须征募雇佣军工。然而，在洪武时代制定的户籍（黄册），却一直沿用下来了。此后的时代，人们仍旧参照它；尽管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人口数字从15世纪起就不再符合事实了。故真正的收税额，与在理论上确定的应纳税额，必有差距。
从15世纪开始的明代人口普查，被认为是中国整部历史上最不值得信赖的普查。此类普查竞使15~17世纪的人口显得全面减少了，而且这种现象似乎恰恰出现在人口正常增长的时代。税收组织的基础是所谓的“里甲”制，即对官府负责的十户集。它负责在其成员之间，公正地分配各种课税和徭役，并集体确保维持治安。这种自治的制度，可能很快就被其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成员，用来为自己谋利了，他们在当地居民和皇家官府机构之间充当了中介人。这种行政框架的弊端，以及留给村社的相对自由，可能会致使最贫穷的家庭转入贵族和富农的附庸之中。
从15世纪初开始，从事经营的小地主阶级就逐渐消失了，而庄园佃农的数目却成倍增长。当选民和破落户再也无法借秘密开发矿山、走私、当强盗或海盗而维生时，便会部分地为军队中征募雇佣兵所吸收。地方惯例在财经和行政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则是明代的特征。为了有效地控制其治理的人口，所需要的官吏数目过分庞大。故他们必须比过去更能适应地方惯例，并依靠贵族以执行其政令。
我们在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的整个帝国中，共计算到10000~15000名官吏。每个县平均有5万名居民，而县是全国最小的行政单位，它由一名朝廷命官和某些经乡试选拔的“吏”协助管理。专制主义的倾向明帝国是由一名农民创建的，他对于文化阶级似乎表现出了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故而只能更加密切地控制中央政府和各级官府。这样的出身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洪武在促进科举和晋升出自平民界的管理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洪武皇帝毫不迟疑地转过头来反对那些曾帮他登上最高权位的人，因为他们变得令他怀疑并觊觎其权力了。
1380年（洪武当时62岁），发生了有关其昔日战友安徽同乡胡惟庸的大案件。胡惟庸的权势变得过分强大了，他被指控策划了一次叛乱，并被怀疑与蒙古人和倭寇有过勾结。1.5万人被牵涉进了这场大案中，最后导致胡惟庸被处死。对于洪武帝来说，这是一次把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一人手中的天赐良机。他取缔了中书省并将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都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他同时也对兵权进行了一次改革，创设了一个他完全控制的“五军都督府”，从而确保了他对于军队的更为严密的控制。1385年，又发生了一次新的清洗，在此期间处死了大批被指控行为非法或犯上作乱的官员（洪武带有一种病态的怀疑思想，甚至把使用某些文字，也视为对他个人及其出身的含沙射影的攻击）。
1390年，重审胡惟庸及其朋友和盟友的案件，有一万五千多人又被牵涉进了这场官司。明帝国从其一开始就孕育着后来在15~16世纪表现出来的专制倾向。如果说宋朝的政治制度，是以互相制约和各自具有不同情报来源的独立机构的共存为基础，当时的政治决策都是进行辩论的内容，而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自由表达；那么明朝政府从14世纪末起，却是以一种把所有权力都完全集中在皇帝手中，并以有限和秘密进谏的方式来施政的倾向、皇帝权力的彻底孤立、负责监视各不同级别政权的秘密警察的发展为其特征。锦衣卫是一类政治警察，其任务是侦察窥视高级官吏的言行。锦衣卫由洪武于1382年创立，从而为其后人作出了令人憎恶的表率。
蒙古帝国的先例，也可能与明朝新帝国的专制特征不无关系。许多迹象都使人联想到了这一切。例如，人们后来都指出，《大明律》（1367年颁布，后又分别于1374、1389和1397年修订）受蒙古立法的影响非常明显。明王朝缔造者的业绩，对于他晏驾后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仍显得至关紧要。所以人们直到该王朝末年，都如对待英雄般地尊崇他，这也完全是正确的。洪武确实以一种集体的巨大努力为代价，而恢复了中国的物质繁荣。
他恢复了中国在外部的势力与威望，赋予了中国政治一种直到15世纪中叶，尚能令人感觉到的推动力。最后，他确立了一个新帝国的根本制度。但很明显，这位开国君主，也成了明代中国备受其苦厄的政治和社会弊病的祸首。在他执政年间出现的怀疑气氛，从未被驱散过，而在中央政权及其代理人之间，不和与猜忌只能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恶化。中央集权及其专制和秘密施政的倾向，也在洪武的几代继承人身上得到了加强。此外，他企图强加给中国社会的乌托邦式的法治，以及在他执政期间建立的机构，始终是一种被崇拜的对象。
结语
尽管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变化，但人们仍在继续参照它们。这样就使现实与以14世纪末的人口普查和纳税额为基础的施政理论之间的失调，越来越严重。由此而产生了妥协与权宜之计的胜利、地方惯例所占比重的增加、具体条例的大量积累。最后，税收制度的弊病和当地富户与豪门望族的实权，可能很快就进一步加重了不得志阶级所遭受的压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