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笔者在瑞中求学时,曾听多位老师说起:瑞安有“半本两宋史书”在翠阴洞的摩崖石刻上面。最近,温州各大媒体高频率地提到“宋韵瓯风”“千年商港”等词语。便由此想起上述老师的这段话,觉得虽有些夸张,但瑞安乃至温州两宋时期的史事,大多与翠阴洞石刻的人物、时间有紧密的联系,是历史事实可靠的文物佐证,弥足珍贵。
翠阴洞两宋时颇受官员和文人喜爱
翠阴洞在瑞安市汀田街道金后村岑歧山东麓。洞高约3米,宽底部约6米,进深约30米。据石刻诗歌的描述,两宋时,洞口外松萝葱茏,翠阴森森,洞中清幽,难测深浅,是游客们挥毫“发清吟”的好景点。由于时间久远,现在的情景与宋时相差甚远,但摩崖字迹尚清楚可认。
赵高翔/摄
现在从宝坛寺后边围墙中一个小门过去约20来米即到翠阴洞口。一进洞就可见到洞左右两壁直立着像刀切般平整的岩面,左右两边共约100平方米的摩崖岩壁上的密密麻麻大小刻字700多字,约25条。刻石时间从北宋神宗元祐(1086-1094)初起,延续至民国27年(1938)的850来年。
其中北宋石刻12条,内容除“神剜”洞名和三首描述该洞的诗句外,其余都是20多人次到此处游赏的人名和日期的记载,共247个字。人名中赵景仁、朱履常、林介夫各出现3次。南宋石刻2条,时间在宁宋庆元三年(1197)和四年。人名有陈傅良等20人次,其中5个人名出现2次。两宋期间石刻共14条占总数约56%,字数347字占总数一半多。所涉近40位人物中,大多是官员、学者,与当时瑞安、温州乃至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说明翠阴洞是两宋时瑞安官员、文人雅集、游赏的主要景点之一。
笔者根据翠阴洞摩崖石刻中两宋时期的人物题名结合今乡邦重要史料,梳理出几个历史故事与同好尤其是青年朋友们分享,并请方家指正。
温州通判赵景仁与瑞安名儒林介夫的孝行和师德
赵景仁名㞦,浙江衢州西安人,父名抃(1008-1084),《宋史》有传,赵㞦附其传后。北宋仁宗时,赵抃由进士官殿中侍御史,有“铁面御史”的称誉。后以龙图阁学士知成都,仅以一琴一鹤自随,有政声。神宗朝升参知政事(副宰相),在朝因与王安石不合,再出知成都。母卒,庐墓三年。当地县衙以“孝悌”榜其里。
神宗元丰二年(1079)春,加太子少保致仕。第二年,其子景仁由提举浙江常平调任温州通判。陪其父抃游天台、雁荡。赵矶到任后,在温州公廨(官员宿舍)设“戏彩堂”(仿老莱子七十岁穿儿童戏服娱母)养父,行孝。元丰四年(1081),赵景仁行县(到下属县巡视)瑞安时,奉父到瑞安塘岙(今塘下镇西村西部)访问当地隐士、名儒——塘岙书塾名师林介夫(石),并在林家,“萱堂”(孝养林母的居处)拜见林母(90多岁),林石还与赵氏父子同游翠阴洞、陶山等瑞安境内名胜山水,互相赋诗唱和酬答,结为《三游集》由赵㞦带回京都流传。林石在乡里的孝行及研究《春秋》课徒的事迹“名动京师”。
在此时前后,瑞安多任县令莅县时均执弟子礼,拜访林石、林母、温州知州石牧之。前数任知州孙昌龄、李钧、偕瑞安知县朱履常(素)也曾去塘岙拜访林石、林母,与林石游翠阴洞(距塘岙不足10里)、仙岩等风景名胜,在翠阴洞摩崖石刻中留下诗篇。官员们曾询问林石“肯仕否耶”,均未予答复。其原因,一是林母年老,二是牵涉当时全国学术界的大事。即此前林石长期在乡里悉心研究《春秋》,并率温州之先创办塘岙书塾以《春秋》授徒,传播中原传统理学学术思想,被世人尊为“温州皇祐三先生”(另二位是王开祖和丁昌期,原均瑞安人,后迁居温州)。而熙宁间(1086-1077),王安石二度任宰相推行变法,在全国颁行王著的《三经新义》,对儒家“五经”作符合变法的诠释,于是全国学子大部分都趋“新学”(指王氏“新义”的学说)。不久,《春秋》还被朝廷禁止在太学及州县府学中讲学。林石便打消出仕的念头,坚持在塘岙书塾窃授《春秋》。
而温州学术界却没有专趋“新学”,能广泛接受中原多元传统学术思想,能博采各家理学所长,不持门户之见。这种学风,对元丰间温州首批赴亲师太学学习,直赴洛阳、关中探求“洛学”和“关学”的“元丰九先生”(瑞安人四位:周行己、许景衡、赵霄、沈躬行)影响较大。
“九先生”之一沈躬行,初在塘岙书塾从林石学《春秋》,后入太学时,见“石经”(儒家“五经”的石刻)于嘉祐六年(1061)刚刻成,不到9年,其中《春秋》部分便被王安石拜相后禁锢。躬行设法秘密手拓《春秋》石刻文字携归家传,学者称他为“石经先生”。
朱履常、林介夫在翠阴洞摩崖石刻的历史背景
朱履常名素,北宋元丰三年(1080)到瑞安任知县,任内为瑞安县域内瓯江和飞云江河口段之间的23万亩农、盐田的水利做了一件大好事——建筑石冈陡门,保护这片农,盐田挡潮蓄淡,排涝灌溉达百年之久。
此前大约唐朝末年时,瓯江与飞云江河口间的沿海平原农田基本都分布在今温瑞塘河一线的西部,塘河东岸为当时的挡潮海堤(俗称堤塘),控制这条海堤的陡门(水闸)筑在今仙岩镇穗丰村塘河东岸的穗丰山南址(建造具体时间不详)。到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因海水东退,至今塘下镇石冈村一线。石冈村一线以西的古盐田因海水东退,无法制盐而被改为农田。而这批新改的农田东面亟需有一条新海堤及与之配套的新陡门来担负挡海潮蓄淡水,提供农田排灌的新任务。
新县令朱素上任不久听取农民的呼声,决定建筑新陡门。但新陡门的选址问题,瑞安县相关的帆游、崇泰、清泉三乡农民一直有争议,难以决定。朱素便趁雨季西部山头溪水东泄时,令人制作数十只“木鹅”,安放在各条溪源上游,使木鹅顺溪水下“游”。结果发现木鹅全部汇聚在石冈村头。这就说明这里是新陡门的理想地址。又怕这里地低土松,不堪陡门“重任”,朱素又令人在这里挖土,勘查地基。结果发现浮土下面全是上游历年随水冲积的碎石、沙土,地基结实,适宜造陡。
元丰四年(1081),石冈陡门落成。朱素还邀请州官李钧、州判赵景仁和一直关心造陡的塘岙隐士林石等人来参观,顺便游仙岩梅雨潭,大家赋诗唱和,予以庆祝。这可谓在近千年前瑞安农业、交通、民生的一件大好事。朱素在翠阴洞最晚的石刻是元佑六年(1091),距离他任瑞安知县已十来年了。这次他故地重游。又遇到林介夫(88岁)两人赋诗唱和。官员和布衣的友情如此深厚,甚为难能可贵。
陈傅良、林松孙参与重修石冈陡门
瑞安乡贤陈傅良(1137-1203)是永嘉事功学派的开先河者之一,他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在翠阴洞的崖壁留下与12位当时名士同游的题名石刻。这时他还不过30出头的青年,而文章自成一家,人人争读,每年向他学习者达数百人。乾道八年(1172)中进士后,仍在家乡仙岩的读书处授徒。到淳熙三年(1176)才去京都开封任太学录,第二年到福州任通判三年,因得罪权贵罢官归里,仍操课徒旧业。淳熙十一年被任命为湖南桂阳知军,又等到十四年(1187)才得缺赴任,就在赴贵阳任前的淳熙十二年,他参与家乡石冈陡门的重修工程。
石冈陡门自北宋元丰四年(1081)竣工到南宋乾道(1165-1173)间,已运行近百年了。陡门因年代久远失修,损坏严重,急需重修。瑞安帆游等三乡百姓多次向州县官要求重修,均因耗资太大无法实施,只做些小修小补。这时林石的孙子林松孙仍在塘岙书塾继续课徒,道德学问为家乡学子所推崇,而且像其祖父一样关心乡里民生大事,出面与温州州官衙门的司户(官名)商量陡门重修事宜。某个冬日清晨,刘司户与陈傅良雇一只小渔船,在石冈陡门外的浦沥涂泥上滑行,勘测浦沥的长度、广度。船夫冻得双手发抖,他们仍在认真度量,取得确实数据。
淳熙十一年(1184)冬,温州知州李稢、通判谢杰等,下决心重修陡门,委瑞安县主簿石宜翁负责工程。瑞安知县刘龟从筹措经费以弥补州衙经费的不足,重修工程于淳熙十二年春播前才完成。陈傅良留下了《重修石冈陡门记》一文,保存了大量史料。工程中采纳工匠“以石代木”的建议,是当时浙南水利工程中一项创新之举。至今该陡门的基础仍然完好,受到百姓称颂。
陈傅良还有《温州重修南塘记》一文,记述淳熙十三年冬知州沈枢倡修温瑞塘河北段的事,均可见陈傅良对家乡水利、交通设施建设的关注。
从以上翠阴洞摩崖石刻的人物的事迹联系“宋韵瓯风”的重大课题,至少可以看到两宋时瑞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些背景史事:
一、两宋朝廷重视文化教育,不但诏令各州县办学,还鼓动乡村办书塾,一个退休的副宰相,多位离任或在职的州、县官,均执“弟子礼”到农村拜谒书塾教师,相与游赏山水,赋诗唱和,是当时朝廷对下层知识分子尊重的典型。
二、儒家理学重孝,温州公廨的“戏彩堂”孝父与乡村塾师家的“萱堂”孝母,这两则故事长期成为民间佳话,也是北宋理学家们重视孝文化实践的例子。
三、两宋时期瑞安理学前辈们的博采众长,不持门户之见的学风为永嘉事功学派学术思想的确立、发扬,对温州、瑞安的文化继承,起到深远影响。
四、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复杂,也可从当时温州、瑞安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对变法的态度来深入探究。
五、温州、瑞安的文人、官员对有关国计民生的水利事业高度重视,对当时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发展作出贡献。
总之,翠阴洞摩崖石刻,从文史的角度,为宋韵瓯风的事实提供历史佐证,弥足珍贵,值得后人妥善保护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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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小叶
审读:何光明
审核:欧兴俊
终审:陈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