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来看，剧中人物的历史原型已经很明确了，除了男主、齐牧没有对应的历史原型外，皇帝就是宋真宗，皇后是刘娥，萧钦言就是王钦若（王钦若于宋真宗晚年升宰相），柯政就是寇准。
其实不光王钦若，后来当上宰相的“五鬼”之一——丁谓也没有进入奸臣传，对于这些，有的自媒体认为是因为王钦若没有达到祸国殃民的程度，而且还办过实事。不过这些都没说到点子上。
王钦若主导的泰山封禅，当时加重了朝廷的财政负担，劳民伤财，光这一条，怎么能不算祸国殃民？如果这都不叫祸国殃民，那是不是祸国殃民的标准也太低了些？丁谓将寇准斗倒，并进一步包藏祸心，想要谋权篡位，这样子的人如何不算祸国殃民了？如果这也不算，那么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也足够定他祸国殃民的罪了：
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4年），王钦若为科举主考官。考生任懿通过与王要好的一个僧人惠秦，送了350两的贿赂银票给王的妻子李氏。她把任懿的名字写在奴仆祁睿的手臂上，祁睿进试院告诉了王钦若。事后为人揭发，御史中丞赵昌言逮捕了祁睿、任懿等人，并疏请皇上要逮王钦若归案惩处。祁睿、惠秦承认干了上述勾当，但王钦若将祁睿、惠秦口供全盘否定。谎说祁睿是最近才到他家为佣，还不信任祁睿。并谎说虽与惠秦友情甚厚，但惠秦从未登过他家的门。因为王钦若是真宗的红人，法司不敢深究，最后把这考场贿赂舞弊事落到考官洪湛身上，既削籍，又流放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以死。当时人们虽知洪是冤案，但因王当时权势大，谁也不敢抱不平。
不过，笔者认为，史书当中的部分记载，很可能是那些史官编的，比如谋朝篡位，因为古代士大夫非常看重人品，而王钦若、丁谓谄媚皇帝，自然要受到诟病，再加上刘娥扳倒丁谓必然也是需要理由的，于是把谋权篡位的罪名扣在他头上。
其实在历史上无论如何，王钦若和丁谓都可以称得上“能臣”二字。这也是他们不被列入《奸臣传》的重要原因。
可能有人会问：你有证据吗？我还真的有证据。
首先是关于王钦若：
其次，王钦若虽然善于曲意逢迎，但也做了不少好事。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31岁的王钦若中了进士后，任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推事判官，监管会亭仓库。由于连续多日下雨，仓司以民众送的谷子潮湿为由而拒绝收谷，远方送谷子的人，快把干粮吃完了，还不能把谷子卖掉。王钦若这时做了一件好事，命仓司把谷子全部收入仓库，并奏请太宗，不拘年次，先支湿谷，以防朽败。太宗大喜，任满后，王钦若被擢任秘书省秘书郎。不久，王钦若升任太常丞，与毋宾古同在三司任职。有一天，毋宾古对王钦若说：“天下宿逃之税，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已使许多人族族家破，害民不浅啊。我将请求皇上蠲免。”王钦若邀功心切，当晚就命小吏把全国所欠税总数统计出来了。第二天早朝，王钦若便上奏了。真宗大惊，说：“先帝（指太宗）难道不知道这事吗？”王钦若拍马屁，说：“先帝不是不知道，而是要让陛下收天下人心。”真宗流泪了，遽诏有司，叫他们全部蠲免了民众的税收。从此，王钦若获得真宗的宠爱。召为翰林学士。后调西川安抚使还朝，又授左谏议大夫、参加知政事（副宰相）。
此外，王钦若在军政方面也不是毫无建树：
关于王钦若在大名，朝廷决定王钦若判天雄军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十二日二十四日，以参知政事身份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提举河北转运司，与原知大名府周莹共守大名府城。第二天，辽军大举南侵，直奔大名府，又诏令猛将孙全照兼天雄军及贝、冀等州钤辖。到十月二日，宋真宗宴近臣于崇政殿，饯王钦若判天雄军，王钦若最早十月三日到大名。未见王钦若何时离职，史载景德二年（1005年）“正月六日，择善武而镇静者为之，……孙全照改镇州，赵昌言知大名府”，此时王钦若肯定已经离开大名。满打满算，王钦若在大名只有两个多月。其间，景德元年（1004年）十月二十四日，还诏王钦若回东京一次。王钦若在大名并非无所作为。景德元年（1004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辽兵将到大名城下，阖城惶恐。王钦若与诸将分守各门，北门为首攻之地，无人肯守，还是孙全照慷慨自当，王钦若则分守南门。孙全照大开北门，还放下吊桥“迎接”辽兵。辽兵见北门有备，转攻东门，半天没有攻下，引兵向东，奔旧元城（即汉元城，今大名县固城村）。夜间，返回城南，埋伏在狄仁杰祠堂（可见当时没有外城，48华里外城乃吕夷简时修筑）。辽兵以一小股兵力南攻德清军（今河南省清丰县），王钦若上当，派遣精兵追击，出南门就中了埋伏。孙全照率部下出南门救援，拼死力战，杀伤辽兵众多。王钦若派出的天雄兵得还，但生还者只有十之三四。
另外，王钦若修撰的《册府元龟》对今人帮助也非常大：
王钦若离开大名，回到朝中则做了件大好事，就是他与杨亿主持修纂《册府元龟》。《册府元龟》共1000卷31部1116门，虽与《太平御览》卷数相同，但各卷容量较大，所以总字数约超《太平御览》一倍，有940余万字，在《四库全书》中是仅次于《佩文韵府》的第二部大书。这部书材料丰富，引文整篇整段，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以年代为序，凡君臣善迹、奸佞劣行、礼乐沿革、法令宽猛、官师议论、学士名行，无不具备，可以说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它所收的史书又都是北宋以前古本，可用来补史校史，对宋前史籍的辑佚和校勘工便很有价值。这部书的编纂目的是“欲载历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编纂的特点是所采资料不改旧文，不恰时原文下加注，资料范围都是正经正史。每部前有总序，每门前有小序，言简意赅，便于使用。但因所采多为常见书，不注资料出处，以至自宋至清不为学者所重视。直至近代，始为着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所注意并予以肯定和提倡。现在，利用此书者方日益增多。
现代有历史学家认为，寇准与王钦若相争很可能是因为二人的背景不同使然：王钦若出身于富庶的江南，而寇准是华北人，所以寇准较着意于光复被侵占的故土，而王钦若却放眼于改善国家的经济，使国家变得更强盛。这种观点认为，在王钦若执政期间，是北宋开国以来经济力量最强的时候。“不用南人为相”，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遗训。王钦若最后终于冲破了这个“门户之见”，登上了相位，成了北宋南方人当宰相的第一个人，为南人参政开创了先河。
王钦若之所以受到抹黑，跟地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道山清话》载：“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为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尝上。”
一代名相王旦王文正公也曾经说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称立贤无方，然需贤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论也。
换句话说，他认为南方人不贤，不适合当宰相。这当中是有南北地域争端的。而当代人提到王钦若这样的主和派时便恨得咬牙切齿，是因为当代人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以为秦桧是主和派，然而事实上，真正的主和派并不是主张投降，而是主张徐图大计的人，并且他们和主战派也并非你死我活的地步。譬如主和派赵鼎，和岳飞还是好友。
再说丁谓。
再比如他早年，宋真宗景德四年（1004年）十月，契丹南侵，当时老百姓逃难到扬州渡，舟人想要牟利，结果丁谓及时斩杀死囚，震慑住舟人，老百姓才渡过扬州。然后丁谓又虚插旌旗，击刁斗，契丹人被巨大的响声吓走。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为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事。上言“往者川峡诸州屯兵，调发资粮颇扰，而积盐甚多，募南人输粟平其价，偿之以盐，今储粟渐充，请以盐易丝帛”从之。十月，受诏取户租条目及臣民所陈农田利害，编成书。与户部副使崔端、盐铁判官张若谷、度支判官崔曙乐黄目、户部判官王曾，参议删定，成《景德农田敕》五卷。
可见，丁谓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好，这样的大臣，我是不怎么倾向于归类为奸臣的，王钦若、丁谓和夏竦、张方平等人一样，都是人品有瑕疵的能臣。元代修宋史的脱脱有一段评价非常正确：王钦若、丁谓、夏竦，世皆指为奸邪。真宗时，海内乂安，文治洽和，群臣将顺不暇，而封禅之议成于谓，天书之诬造端于钦若，所谓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钦若以赃贿干吏议，其得免者幸矣。然而党恶丑正，几败国家，谓其尤者哉。
